曾经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依赖“百花齐放”的当代花鸟画，近年在创作上逐渐趋于冷静。其原因多样。但，对传统的理性反思和对文化认识的深入，应该是创作趋于冷静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传统花鸟画在形式上的高度自由，高度提炼，在语言上的高度规范化、高度内涵化，以及它与中国文化的高度契合，仍然在通话这当代的花鸟画创作。另一方面，文化的传承性又使阶段性的“创新”不断地退出时代的影响力而变得寡然无味。所以，在这一理性的创作期，跳跃开或者回避了从当代走向当代，或者从外国当代走向中国当代的弊端，走进传统内部，从传统走向当代，成为花鸟画创作的主要理念。

　　庄毓聪，一位先后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和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写意花鸟画家，一直坚守着东方艺术的精髓，那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天人合一”的思想，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其实质是从我，确切低说是从人心展开对世界的认识、理解和沟通。中国画是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文化样式，它对世界的关心是把握在以我为中心的主观世界里的。所谓“心”，在主体上是指画家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即物我关系。在创作上是指神形关系，它是围绕着心而展开的创作活动和审美活动。庄毓聪认为，形与神的关系，就是人的身和心的关系，“形具而神生”，但其形是心中之形，一个画家对心的修炼应大于对术的锻炼。文化最终凝聚于心，通过对心的阐述和释放，达到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表达。对于花鸟画，更多的是体现物和我的关系，古人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因此，以我之心写生之态、物之神，便能架构起当代与传统的联系。离开了这一点，仅仅凭感受是难以到达对花鸟画本体的认识的。在庄毓聪看来，这也正式他创作的精神所在，也是东方艺术的精神所在。

　　贯穿在传统绘画形式中的中国花鸟画精神，是通过具体而微的技术来体现的。比如，中国画讲求形神兼备和气韵生动，讲求不似之似，讲求诗画情意，讲求笔精墨妙，等等，都是凭借对工具和材料自由而规范的掌握和运用，达到对心的表现。在庄毓聪的作品中，形与神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形生神，神富形，花卉是这样，翎毛也是这样。庄毓聪用心创作他的每一蝠作品。他以满腔的热情讴歌自然和生命，以酣畅淋漓、清秀冷逸的笔墨语言，描写花鸟画的形神意趣。在他的画面中，不以形似为目的，旨在表达画家的感情与精神。借物抒情，状物言志，在潜心研习古今画法的基础上，向现代构造、块面组合、夸张变形的形式美领域拓进，这一切使庄毓聪花鸟画显示出其在内的特色。

　　庄毓聪在创作中极其重视笔墨，他的作品讲究用线的虚实、刚柔、疏密、浓淡、粗细、曲直的变化，透露出强烈的书写意味。同时也透出扎实的传统笔墨和书法艺术的功底。他把笔墨作为艺术表现的核心，通过笔墨来传达他的情思。所以，他的画往往吧表现对象从繁杂的背景中提炼出来，加以净化，尽情挥写，抒情达意，与他的画用笔精致，变化多端相结合，形成了苍润、浑朴、放逸的审美情趣，使庄毓聪的作品在整体的形式美感上，更加站得住、有分量、有力度，显示出一种大写意的大家风范。

　　五代画家荆浩说：好的作品应是“气质俱盛”。“气”即自然景物之神，“质”即自然景物之形。气质俱盛即形神兼备。形神兼备，方可谈气韵生动。他画的一枝一叶，重法度，重意境，虽觉草草，然形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他画的一花一卉，妙在赋色，取象不惑而简笔勾勒，神骨肉俱在，风神姿态尽在其中。在庄毓聪的创作观中，这是体现传统精神的关键。在此前提下，在表现形态上，以不似之似为创作原则，以诗情画意为表现意境，以笔墨精妙为技术手段。

　　所以，庄毓聪的花鸟画呈现出了极强的文人内涵。在看似平常的绘画形态背后，隐匿着一种深深的艺术认识观和绘画方法论。我们看元明清有些文人将画的借物抒情发挥到了极致，如徐渭画开口石榴，以寓明珠见抛之不平；八大山人山水画冷缩白眼鸟以写遗民之苦；郑板桥画八朵无枝叶的兰花，以示天花不顿凡士，等等。其实，花鸟画的意识比人物画和山水画更为灵活，它不仅能借物抒情，还可以颐养性情，有舒心娱乐的功效。因此，花鸟画在创作上，应说是最富于个性创造和表达的绘画形式。有什么样的认识观，就有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方向。

　　在中国画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如何面对传统，如何面对当代是这一代画家思考和践行的重要课题。庄毓聪的花鸟画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显示出自己的品格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