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山水》 400cm×400cm 布面丙烯 2013

《手贴之三》 76cm×36cm 宣纸、手绘 2014

　　叶永青是云南人，他的工作室地处背有苍山、前有洱海的大理。大部分人把这里看成是中国的乌托邦，正是在这里，叶永青能更清晰地面对自己、更诚恳地去赞美故乡的自然。在艾米李画廊举办的展览“藏在草间”新创作的纸上作品中，叶永青用看似极简、抽象，甚至“天真”、“笨拙”的笔触，描绘一个自然和内心的世界。这些画在手工纸本上的颜色和涂与写，是叶永青写给故乡的抒情诗。那是季节的咏叹，是大树与河流的歌，是山峰下的田园村舍。叶永青从故乡获得写写画画的力量，“人欲物流所到之处爱恨入土，剩下的，只留得纸面上的弥生的荒芜，生生不息的记忆藏在草间”。

　　记者：您近几年的生活往返于北京和大理，两地的时间是如何安排的，似乎在大理的时间要更多一些?

　　叶永青：现在在大理的时间越来越多，一年差不多4个多月都在大理。一开始我回大理想着是比较清静，也比较简单。但是这几年很多“新移民”就慢慢的在我身边又聚集起一个熟人社会，这里面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所以在大理并不像别人说的是一个那么偏僻的地方，也是一个蛮热闹的小社会。虽然各种各样的人群都有，但是相对来说都是一些比较独立的选择。

　　记者：您的艺术创作更多是在哪里进行的?

　　叶永青：一半一半吧，差不多2001年以后我就慢慢地开始将一些创作的计划尝试从北京这样的一个中心“走出去”，试图把创作的尺度延伸到一些其他方面。当时我做了一个叫赭石的计划，去江南寻找赭石这个材料，赭石是在中国元代发明的一个绘画的颜色，给当时中国的绘画带来了很重要的改变，我对这段历史情有独钟。

　　回到大理更多缘由是自己对奥运会之后的当代艺术的状况有一种从充满生机到乏力的感觉。当代艺术从草根进入市场，变成了重复和套路，我自己本能地想从其中慢慢的剥离出来，去寻找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记者：这次展览的名字“藏在草间”，似乎表明了您对当代艺术草根时期的一种怀念，在艾米李画廊举办这次展览是否有某些契机?

　　叶永青：和Amy(艾米李画廊负责人)合作有好几年了，但我一直比较懒惰，回到大理的状态就更加懒散，比较顺其自然。今年安排的展览里面本来是没有这个展览的，但后来和Amy谈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试试。我想展览的初衷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在重庆和好多我身边的同学，还有社会上的一些文艺青年一起做了一个当时很轰动、很大型的展览，叫“野草画展”，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野草画会。很多年过去再回头看的时候，当年参加这个展览的很多人今天都变成鼎鼎大名的艺术家了，但是今天被很多人打造的历史和这样的典册里面找不到野草这两个字。社会就是这样，重名利，但是不重艺术本身形成的社会条件，当时的社会生态时过境迁，慢慢消失。经过了几年大理的生活，也包括世界性的交流以后，我个人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即兴、比较随意地来寻找表达的可能性。

　　记者：这个展览可否看做您通过一系列纸上创作，来抒发自己还乡大理的情感?

　　叶永青：我觉得这几年自己经历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过一种返乡的生活，大理是我的故乡，但很多人赋予它其他的意义，比如说乌托邦等等，但是对我来说它就是两个字——“乡村”，如果离开乡村这两个字一切都无法寄托。但是我发现自己其实完全不了解这样的一个乡村生活的回忆，包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家族、祖宗，也不具备所有这些跟乡村有关的各种资讯、信息，包括知识。后来我就在大理开了一个关于乡村田野的课，我是组织者，也像学生，和我的学生一步一步地开始走进乡村开启一个窗口和视野，在这个过程中间才真正慢慢地深刻感受到这种乡村的失落和下滑，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下滑。

　　所以回到大理那么多年我不像其他的“新移民”到大理觉得自己浑身都是力量可以来做这些改变。为什么要改变?我能做的就是不去做这个帮凶，不去做这种改变的帮凶就行了，这个是我的底线。但是在这里面我仍然保持自己能够去记录和鉴证这里的过程。很多人很浪漫地描述那些乌托邦什么的，我认为都不存在。我们所说的还乡，其实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还的，可能我们现在的水比北京干净一些，我们的空气比北京的好一点，雾霾少一点，但是我们都是在朝着这个方面在推进的，其实没有什么优越感。

　　记者：在此次展览的画册中收录了许多您的日记、诗集和随笔，这些记录了生活中各种细枝末梢对您的触动，与您的绘画是相辅相成的。文字的抒写是否也会成为您创作的另一个方向，提供给读者另一种观察生活的角度?

　　叶永青：我是觉得绘画就是写作，写作也是绘画，我希望我自己的文字描述和文字的书写里面能够有关于形象和场景、风景的意向或者情景的意向，但是我也希望自己的绘画能够有一种书写的力量。

　　任何人其实都有局限性，不可能去做别人做的东西。我觉得自己适合做那种边走边看，或者叫边走边唱的东西，观察对我来说是第一重要的，然后在观察以后来寻找表达，这种表达任何可能性都不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