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在一系列文章与场合中，我都极力强调了“再中国化”的价值观，其实这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艺术家的创作过分西方化的做法提出的。没想到竟引起了极少数人的误解，因为他们感到我是要简单化地反对中国当代艺术家学习一切外来优秀文化。恰如大家知道的那样，一百多年来，西方艺术作为强势艺术，已经深深影响了我们艺术的发展，以至于在今天，任何人都不可能像中国古代艺术家那样，完全从中国的单一文化传统或框架中去寻求新的变化。因此我认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为防止艺术创作的“同质化”现象出现，一切有使命感的中国当代艺术家，首先要站在当下与中国的立场上，想办法将我们自身传统中仍然有着生命力的艺术经验向当代转型；其次，要在此过程中，使来自西方的好经验中国化，最后，则要努力建立自己的独立价值与评价系统，进而使中国当下艺术创作与经验为世界所认可。这才是“再中国化”的真正内含。也正因如此，我高度认可艺术家布日固德的艺术探索之道。

　　出生于内蒙古的艺术家布日固德，上世纪80年代在中央美术学院连环画专业接受过正规化教育，毕业以后大部分时间是画一些连环画，其创作受时风影响，不仅多以水墨加写实的方法画出，而且主要是结合自己的感受画些蒙古风情。进入90年代，出于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深情向往，更出于寻找一种创作新契机的强烈愿望，他不远万里飞到了英国布莱德福大学主修绘画与版画。从他的相关自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导致他自2008年以来常用黑白丙烯色与放大了的横竖笔“道”来传达写意式的中国情怀，除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十分浓厚的感情与深入的研究外，还有着如下几个外在原因：第一、导师Ian？Colverson对他常常用大刷子画人体的作画方式很为欣赏，而受此影响，他本人也越来越喜欢这种畅快、坦率和直接的作画方式。再往后走，他画面上客观造型上的东西也越来越少。毫无疑问，这一新的发展方向显然受到了西方抽象绘画的启迪；第二、在他尝试用大刷子画人体时，曾对英国画家培根用刷子画人或兽的作画方式有过严肃认真的研究，此外，他还对美国艺术家德库宁那具有色情与舒张意味的笔触也有过学习，而这对他后来作画同样有很大的帮助；第三、在做研究生时，为了省钱，他创作版画多以印刷用的铝版替代铜版，并且放弃了传统的刻画模式，转而采用了粘贴材料的手法，即先用乳胶书写或作画，然后再撒上一层金刚砂。实际上，他现在作画以丙烯色掺石瑛砂的做法，就是由此转换过来的。而以铲子作画的独特方式则使他的画面具有浅浮雕一样的效果。

　　那么，这里就有两个问题出现了：首先，艺术家布日固德为何在使用来自西方的作画媒介时，却要锐意超越西方抽象绘画的图式系统，进而发掘出颇有传统书法意味的新艺术符号？此外，他又为何不以传统的毛笔、宣纸与墨去融合来自于西方的抽象艺术经验，并进行自己的艺术创造？按我的理解，就前者而言，他一方面是要接上与传统的血脉关系，另一方面是想寻找一种与内心相吻合的表现手段。而中国书法中的笔墨运行方式和结字之心理模式则正好为他提供了创造中国式抽象艺术的基本线索。而就后者而言，或许是从当代人的视觉感受心理出发，他直觉地感到传统的毛笔、宣纸与墨在国外展出，显得力度较弱。再或许是他感到，传统媒介似乎更适合表达古人的精神境界。倘继续按过去的方式做下去，今天的艺术家要想有太大突破可能性很小。相比起来，他所选用的新媒材不但更有表现力，也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从根本上说，这绝对不是纯技术与媒介层面的问题，而是艺术家希望在联结传统与符合本人心理体验之间寻找到必要平衡点的问题。幸运的是，他终于达到了自己设定的目标。于是，这也使得他在将传统书法与笔墨处理为简洁的直线、横线后，既更趋抽象化与现代化的特点，也有着强劲的视觉冲击力。艺术家布日固德的创作足以表明：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在高新科技飞跃发展的今天。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已经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它给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那就是挑战与机遇，不努力应对新的挑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发展的机遇。因此，怀着宽容的态度尊重不同的文化传统，应该是一个现代人必备的基本素质。如果把本土情绪与大中华意识夸张到不恰当的地步，只会使中华文明在封闭的框架与缺乏碰撞的情况下走向灭亡；反过来，如果一味地照抄外来文化，则会使中华文化淹没在外来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更加糟糕的是，作为民族凝聚力的中华文明照样会趋向灭亡。最后，我想以王宁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因为他的这段话对不同文化如何进行对话，提出了十分正确的态度：

　　“我们所需要的是既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同时又不受制于全球化，与之沟通对话而非对立。毫无疑问，21世纪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是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后达到对话与某种程度的共融，而不是塞缪尔·享廷顿所声称的'文化冲突'。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话，决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而是一种和谐但同时保持各自的文化身份的共存共生的关系。这就是我对全球化时代的东西方文化对话和交流的发展趋势所抱的乐观态度。”（注）

　　2014年10月28日于深圳前海湾望海楼

　　注：见《全球化时代的东西方文化对话》。载于《中国文化报》1999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