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1夔龙纹鼎

照片2素面盖鼎

照片3素面盖鼎

　　摘要：安徽省宣城市博物馆收藏的从废品收购站拣选的青铜鼎，有着显著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蕴含了较多的历史文化信息，从一个侧面见证了皖南青铜文化面貌，为认识研究宣城古代历史文化开辟了重要领域。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安徽省各地废旧物资回收部门的积极协助下，很多市县文物、档案部门从杂铜、废纸中拣选出不少文物，其中部分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1980年1月，宣城县文化局从县废品回收公司仓库拣选出一组青铜器，后由宣城市博物馆收藏。现就其中的两件青铜鼎及相关问题，谈点初步认识。

　　夔龙纹鼎  方唇，侈口，折沿，弧腹，圜底，三兽蹄足，两端粗中间细，口沿上直立双耳，耳外侧饰两道凹弦纹，口沿下方饰有两周弦纹，弦纹间填变形夔龙纹。底部有三角形铸缝接痕，遗烟炱痕迹，系实用烹饪器皿。通高16.3厘米，口径16.5厘米。(照片1)

　　素面盖鼎 方唇，敛口，子母沿，圆鼓腹，圜底，三蹄足，口沿两侧置对称长环形附耳，耳上方呈半圆环状，下部平直，腹中部饰凸棱纹一周，覆盘式盖，盖上均匀配置三个半环形纽，纽顶有圆柱形饰。通高 12.3厘米，口径 8.8厘米。(照片2、3)

　　青铜鼎是烹煮肉食、实牲祭祀和宴飨的食器，《周礼·天官·亨人》：“掌共鼎镬。”亦是奴隶主贵族用以“别上下、明贵贱”的重要青铜礼器。它是在新石器时代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历经各个朝代，一直使用到两汉乃至魏晋，在青铜器中使用时间较长，因而器型和纹饰变化也很大。这两件青铜鼎，虽从废品收购站拣选，无明确出土地点，亦无其它的同出物，但结合史料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对其造型、纹饰和年代进行分析，有以下的认识。

　　1、夔龙纹鼎，器腹圜底呈半球状，双耳直立于口沿上、蹄形三足，这种器形在中原西周中晚期开始出现，西周晚期最为常见[①]。此鼎器壁较薄、份量较轻，

　　立耳微撇、三兽蹄足细高，这与安徽铜陵市金口岭出土的西周时期重环纹鼎大体相似[②]，体现了江南青铜器份量轻、器形小的特点;从纹饰上看，其腹部主体纹饰与安徽铜陵县出土的西周时期夔龙纹鼎纹饰类似[③]，夔龙身体呈曲折形线条，两端各有一龙首，隔身对望，三组图案连续排列，尤其在蹄足上方图案分组处，龙首相对颇似兽面纹(照片4)。这种纹饰与中原西周中晚期多见的两头龙纹相仿，但变化较大，表现在不施地纹，只以线条形式构图，且线条粗细深浅若一，工整细密，简练生动，地方特色显著。由此可见夔龙纹鼎与皖南一带出土的西周晚期铜器，在风格和特征上有很大的一致性，是中原青铜文化和江南青铜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照片4夔龙纹鼎

　　2、素面盖鼎，形式古朴典雅，纹饰简洁单一。从造型上看，此鼎为覆盖扁圆体附耳矮足式，盖与器合成一个扁圆体，盖上有三个环形钮，附环形双耳，圜底下承三兽蹄足，腹部有凸棱。此种形制的铜鼎继承了战国时期三晋两周鼎的风格，经历西汉早期的发展变化，晋文化因素逐步消失，到了西汉中晚期与其它地区鼎的形制趋向一致，足瘦长，环耳流行，这是汉代中原系铜鼎特有的特征[④]。此类铜鼎在汉代墓葬中常有发现，它与江苏泗阳县贾家墩出土的铜鼎基本一致[⑤]，与1987年安徽广德独山西汉木椁墓出土的铜鼎[⑥]相比较，也有相似之处，只是广德出土的铜鼎体形深厚，腹部的凸棱更为突出，成为一道宽扁平沿。有研究者认为，自西汉中期开始，鼎作为炊器的本来面目得到恢复，为避免鼎下燃火时灰烬和烟尘跑入鼎内，腹部的凸棱逐步加宽而变成宽棱[⑦]。泗阳贾家墩出土的铜鼎年代为西汉晚期[⑧]，广德独山木椁墓的年代为西汉晚期，因而素面盖鼎可拟定为西汉中晚期的器物。

　　3、拣选出的青铜鼎有着较深厚的青铜文化背景。宣城地处长江下游的皖南地区，古属扬州，曾是最著名的铜矿开采冶炼中心，矿产资源丰富。早在西周时期境内就有了铜矿冶炼，《禹贡》称扬州“贡唯金三品”(即金、银、铜)。商周时期，宣城先称“荆蛮”，后分属吴、越、楚等国。这里的青铜文化，始于商代，到了西周时期，得中原青铜文化技艺之推进，并结合地方传统创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青铜器[⑨]，夔龙纹鼎可认为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例。进入春秋以后，这一特色益发明显。战国时期，宣城所处皖南一带为楚国势力范围，这一时期墓葬所出土文物如陶器、漆器和铜器等，都有显著的楚文化风格。到了汉代，宣城为丹阳郡郡治所在地，西汉政府在这里设置了全国唯一的铜官，监管铜矿生产[⑩]。当时所产“丹阳铜”，盛极一时，在发展和促进汉代经济及文化的繁荣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随着汉代中央集权的形成和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的大一统，皖南的青铜器也完全融入中原文化之中。素面盖鼎为认识和研究这种发展变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从收购站或废品公司找出珍贵文物的事，在我国文物、博物馆界不乏其例。宣城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两件青铜鼎，有着显著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蕴含了较多的历史文化信息，从一个侧面见证了皖南青铜面貌，为认识研究宣城古代历史文化开辟了重要领域。

　　[①] 王士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②]张爱冰、陆勤毅：《繁昌汤家山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文物》2010年第12期，第52-60页。

　　[③]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④]吴小平：《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5年，第37页。

　　[⑤]淮阴市博物馆：《泗阳贾家墩一号墓清理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第59-67页。

　　[⑥]刘政：《广德县独山西汉木椁墓清理简报》，《文物研究》第11辑，1998年，第107-110页。

　　[⑦]吴小平：《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5年，第38页。

　　[⑧]吴小平：《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5年，第35页。

　　[⑨]宣城市博物馆编：《宣城博物馆文物集萃》，黄山书社，2012年，第28页。

　　[⑩]《汉书·地理志》：“丹阳郡，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属扬州。户十万七千五百四十一，口四十万五千一百七十。有铜官。”但设置铜官的具体时间不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