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潘天寿为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学生讲课

　　一九二三年，二十七岁的潘天寿在沪任教于上海美专，经老友诸闻韵的介绍，与年近八旬的吴昌硕相识。谈诗论画间，缶老对这位才华横溢的晚辈阿寿激赏不已，向来很少评价他人诗文书画的吴昌硕对于潘天寿画作以“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的篆书集联相评。一次，潘天寿画成了一幅自己较为满意的山水画，拿去给吴昌硕看，吴看后“仍旧只是说好”，但当晚写就一首长古“读阿寿山水障子”，次日早晨托诸闻韵交予潘天寿。诗中既有“久久气与木石斗，无挂碍处生阿寿。寿何状兮颀而长，年仅弱冠才斗量”的夸赞，更有末段“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坠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的担忧与指点。

　　在距吴、潘那段伟大的忘年之交和师生之谊整整九十年后的今天，那个两代画坛宗师的“交接”时刻，连同那段诗意的诫语已成近代画史上的公案。潘天寿在回忆中这样评述缶翁的点拨，“诗里的内容，可说与平时不同，诫勉重于褒奖。在此也知道昌硕先生对于研究学术的态度，极重循序渐进，不主张冒险速成。”接着他提到了吴昌硕对他的劝诫：“我在年轻的时候，便很喜欢国画;但每自以为天分不差，常常凭着不拘束的性情，和由个人的兴趣出发，横涂直抹，如野马奔驰，不受缰勒。对于古人的‘重功夫、严法则’的主张，特别加以轻视。这自然是一大缺点。昌硕先生知道我的缺点……深深地为我的绘画‘行不由径’而发愁。”由此，潘天寿也切身体会到人格修养与绘画创作的关系，以及文人画在收与放、自由与自觉之间的关系，进而明确了自身的艺术方向，由青年时代信马由缰的肆意挥洒，逐渐收敛而向严谨与深邃发展。在那次会面四年之后，吴昌硕因中风去世，而其后潘天寿每次面对诗书画之承传与拓进的问题，便会想到吴昌硕对他说过的话：“化我者生，破我者进，似我者死。”他在创作和思考中逐渐解决了“行不由径”的问题，又延续了一直以来的雄浑霸悍之气，遵循“有常必有变”的思想，取诸家之长，遂成自家之体。

　　当潘天寿回忆吴昌硕和自己的关系时，认为那是“一种深情古谊，淡而弥厚，清而弥永，真有不可语言形容之概”。而吴对潘的劝诫，既超越了老师对于弟子的威严训教，亦远不止于经验主义的劝告，而是建立在相投、相知、相护的师友情谊之上的参透与提携，同时更预示着文人画承传方式在近、现代交接之际的一股变革潜流。继吴昌硕之后，潘天寿延续了缶翁对于晚辈的爱护和劝诫之心，同时于传统文人画的传授，将师傅带徒弟的传统私塾式传袭方式，进一步转变为系统化、规范化、立体化的现代中国画教学体系。在这一层面，他细致总结文人画在笔墨、章法和教学中临摹、写生与创作的规律，还自编《中国绘画史》，将理论研究和文人思想的养成引入教学，有力推动了现代中国画学体系的形成。

　　潘天寿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兴起期，从任教国立杭州艺专、兼任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艺专教授，到上世纪四十年代赴重庆就任国立艺专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美院院长，潘天寿的艺术创作一直与其教育思想紧密相连。在一九六一年四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的发言中，他提出：“学习中国画，自古以来都是师徒传授加自学;中国画的学校教育是近四五十年的事情，历史不长，其间又因战乱等社会原因，常受到干扰，以致中断。”在次年的全国美术教学会议上他进一步说：“过去的师徒传授，老先生讲得少，学生靠眼看心记，自己领会。悟性好的就进步快，悟性差的就出不了山。”他的老师经亨颐、李叔同当年就是通过这样言传身教的方式深深影响了一代艺术学子的思想与人格，而在具体的教学中，潘天寿也是以同样的态度和为师之道，濡染塑造了一大批画坛后学。

　　在潘天寿的学生中，当代写意花鸟画名家张立辰曾谈起受到潘先生教诲的一段经历。六十年代初，执教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潘天寿路过教室，看到班里的学生张立辰效仿自己的风格尝试画的指画后，指出这位当时二十几岁、在班上年纪最小的弟子“火候未到”，并明确提出不鼓励班里同学在初学中国画的阶段创作指画，要先把基础夯实打牢。显然，青年时代的张立辰画指画正是受到潘先生的影响，年轻时当笔墨功夫还未到一定水平时，常会急于挑战有更大难度的指画;而潘先生对张立辰给出的劝诫，又与潘在同样年纪时受到吴昌硕“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坠深谷”的忠告何其相似!“师心而不蹈迹”，潘天寿所提出的“学高不学低”“从规律入手，不要从技术入手”“士先识器而后文艺”等画学观念和教育理念，都使张立辰受益匪浅。当时的张立辰也正是得到了潘先生及时劝告，苦习笔墨悟得精髓，在锤炼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又从后来的指画创作中体会到指画和笔画之间深层的关系，而指画与笔画的互参、互补也丰富了他的笔墨内涵与表现力，终成为文人写意花鸟艺术体系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并在中央美术学院及各高研班的教学中，延续着对学生在画道中严格相守、在生活中温和相待的为师之道。

　　师道诤言，良药虽苦口却犹如棒喝，逆耳忠言更令人顿悟进阶，受益终身。恰到好处、直指迷津的一句点拨，总能起到积极而巨大的效力。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艺术教育的特点，与传统画论一样，是寓兴点评式的、暗示性的、含蓄诗意的，但却包含着深刻、精准的指导意见，充满着老师对于学生的了解、爱护与关切之情。从某种角度上，这种教育理念是精英性的，敏锐聪慧的学生，会在老师的点拨提示中很快确定自身前行的方向;而从另一种角度上，这种教育又是具有针对性的、点对点式的、因人而异的，建立在相互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带着师生间的默契，更暗含着人格上的垂范。

　　回头反思我们今天的学院教育与艺术创作的传授方式，在很多时候缺少的正是那一句似轻实重的诤言。集体主义的、流水线式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那种相对冰冷的、整齐划一的教学规条和要求，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抹杀那些具有天赋的学生的创造力;另一方面在师生人数比相较二三十年前严重下降、教师必须面对粗放式地“带”学生的境况下，又很难逐一指出每个学生的问题，帮助他们顺利扫清进步之路上的障碍。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即便是老师出于爱护与责任的耳提面命，如果逢遇有些学生对于学习抱以短视的功利主义诉求而无法理解、接受，这种劝诫也无法获得有效的回应。毕竟，好的教育也是需要默契的，师生情谊确是缘分，因此好的教育与时代有关，又常常超越了时代，成为这一“传统”的新内容。

　　师传的诤言，至今日已濒“失传”。无疑，传统教育理念与样式的深化不能止于形式的因袭，更重要的是扬其风骨、得其神髓，真正在创作、教学与生活中言传身教、因材施教。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兼得传统师徒传授和现代学院教育的优长，既符合当下的社会节奏与文化语境，又有春风化雨的心灵映照，仍是今天的中国美术教育在每个具体环节中亟待深入的课题。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