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看到祝仲铨先生关于木版年画的几篇文章，现陆续在本网发出。

　　朱仙镇木版年画列入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朱仙镇卷》出版，《朱仙镇木版年画》邮票发行……这些，作为阶段性成果，似乎宣告河南木版年画的抢救、宣传热潮暂告一段落。然而，热潮过后，冷静地想想，感到有些工作做得不实在，有些做法。说法几近荒唐。不妨试说几则，和大家一起反思。

木版年画《加官晋爵(亦称“加官晋 禄”)》 振源永出品 王树村藏

　　一、丁是丁，卯是卯。开封年画和朱仙镇木版年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中国木版年画形成于北宋时期，发祥地在当时的京都东京，即今开封。这是文献记载并被年画专家确认的。《东京梦华录》(宋孟元老著)介绍了北宋东京“年画”的印制、销售、市场及“年画”实用习俗：“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版、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谓之果子行，纸画儿亦在彼处，行贩不绝。”年画研究专家王树村先生指出：“研究中国民间年画者，咸以为木版年画最晚出现于北宋，发祥地为河南开封。”(载《河南朱仙镇年画》，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页)我国木版年画向以产地命名。据此惯例，诞生在开封、复兴在开封、发展在开封的年画，理所当然地叫做开封年画。

　　木版年画作为独立的艺术种类出现于一千多年前，但“年画”一词却晚至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李光庭撰写《乡言解颐》一书时才出现。“年画”一词的广泛运用，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一直到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开封年画”和“朱仙镇年画”之说，前来批发年画的各地客商仍惯称“开封门神”、“花货”。朱仙镇出现木版年画是开封年画诞生六百多年以后的事情。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一个名词，始用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首创人当是河南大学美术系教授、版画家刘铁华先生。当时他调来河南，加强对振兴开封年画工作的业务力量。他和开封市副市长王子珍同志在开封市内和市属开封县朱仙镇一带调查年画生存现状，称朱仙镇生产的年画为朱仙镇木版年画。但刘先生并没有刻意提出“朱仙镇木版年画”一词，以覆盖开封年画的意思。

　　有人说，鲁迅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复信版画家刘岘先生时，曾用“朱仙镇年画”之名。其实，鲁迅先生原信件中并无“朱仙镇年画”之称;况且，当年刘岘先生是在开封买到的产地为开封的年画。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与刘岘先生交往甚密。其间，刘岘先生也多次给我谈到三十年代他在开封买年画寄赠鲁迅先生的事。这无非说明，解放前也并无朱仙镇木版年画之称。

　　二、中国木版年画的发祥地是开封，中国木版年画的源头是开封年画

　　我在一篇文章里说：“开封年画，无论是北宋时期的定型，明清之际的复兴，还是清末、民国乃至解放之后的重铸，都不是偶然的。那是厚积的历史与鲜活的现实的结合，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与交通对这一独特艺术的孕育和拓展，是发展着的绘画工具、绘画材料、绘画语言、印刷技术等多种绘画元素相结合而发生的聚变，是世风民俗和商品经济、大众文化的强烈呼唤。”(《忧思：开封年画》，河南日报·文化周刊，2004年12月30日)这里实际是说开封年画形成、生存与发展的外部条件与自身因素。

　　北宋时期，都城开封是全国最大的雕版刻印中心。雕版材料、雕版技术(特别是书籍、佛经中插图人物、佛像的绘制、雕刻技术)的高度发达，绘画名家、雕版工匠的高度集中，使年画的创作、绘制、刻版及其普及成为可能。在当时，基于社会与文化的需求，造纸术有了很大的改进，造纸业空前繁荣;价格低廉、适合刷印年画`的纸张充斥大小纸行。这才使年画印制有了易得的载体。北宋初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促进了都市的繁华和手工业、商业与交通的发达，京都开封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都市。这就使统治阶级提倡下，岁末节令张挂年画成为京都和京畿地区民间重要习俗并迅速推广成为可能，同时，又使年画成为需求量逐年上涨的商品并形成年画市场成为可能。宫廷内的唱酬欢宴、达官显贵的歌伎舞乐、文人墨客的诗酒雅聚，大大推动了以都城勾栏瓦舍为核心舞台的世俗文化生活的发展。这既为年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又培养了以城乡大众为主的年画顾客和欣赏者······如此等等，只有京都开封才具备这些能够成为年画发祥地的条件。就像二百多年前京剧只能诞生在清朝都城北京，而没有出现在徽班集聚的徽州地区、汉剧集聚的汉口一样，中国木版年画只能在北宋时期，只能在当时的都城东京开封出现，不可能出现在当时尚未设镇的朱仙镇。

　　说开封是中国木版年画的发祥地，开封年画是中国木版年画的源头，还有另一个缘由，那就是：开封年画对其他产地年画的形成与发展有重大影响。关于这一点，我想直接援引王树村、王海霞二位先生的一段论述：“北宋灭亡后，开封兴起的民间年画于宋廷南迁后，形成两大发展区域，南方以宋都临安为中心，逐渐向苏、闽、粤等沿海地区发展;北方以金都平阳为中心，遥接陕、冀、晋、鲁等地扩散。”(王树村、王海霞：《年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其实，开封年画在北宋灭亡之前就已远播全国各地，影响许多地区年画的生成与发展。比如，辽、金统治的北方地区和当时的偏远地区，在接受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同时，逐渐接受中原地区的民俗，接受岁时节令张挂年画(门神、纸马、风俗纸画儿)的习惯。他们学习北宋先进的造纸术和雕版技艺，掳走(或向宋廷索要)中原画师、画工，刻印适合当地民众需求的年画，形成北方一些地区的年画。可以说，五、六百年以后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杨柳青、桃花坞、潍坊等地年画，无不受开封年画的影响。这种影响，非是一般的借鉴与参照，而是首先认同开封年画的三个主要属性：岁时节令张挂年画之习俗的社会属性;优美的艺术形式和丰富内容完美结合的艺术属性;有着众多顾客和无限市场空间的商品属性。从而使就地刻印有当地生活习俗内容·适合当地民众审美爱好的年画成为必需。

　　简言之，因为在北宋时期，在其都城开封具备了能够成为年画发祥地的条件，因为开封年画萌发并推动了其他产地年画的形成与发展，我们才能够说开封是中国木版年画发祥地，开封年画是中国木版年画的源头。

　　一些论著和文章或说朱仙镇是中国木版年画的发祥地，或说发祥地在开封，但叫朱仙镇木版年画，断言朱仙镇木版年画是中国木版年画的“源头”和“鼻祖”，这不是缺乏对年画史的了解，便可能是有意移花接木、割头换像。

木版年画《鞭锏门神(亦称“步下鞭”》振源永出品 王树村藏

　　三、开封年画一千多年来的发展轨迹说明了什么

　　千百年来，中国历史几经沧桑，但，七朝古都开封作为中原腹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基本无变(河南省会迁郑另论)。有着丰富、厚重文化与历史积淀的开封，作为开封年画创作、刻版、制色、印刷乃至传播的核心地位一直没有动摇。即使在清初，在朱仙镇成为开封的漕运码头、跻身四大名镇(余为佛山镇、汉口镇、景德镇)之时，朱仙镇也不是“县级单位”，是依托于开封的商埠。历史文献(不是“演义”之类)无有取代开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而代之的记载，它本身也不具备成为上述“中心”地位的先决条件。这样说，绝非否定朱仙镇木版年画对开封年画的巨大贡献。必须肯定，清代前期，朱仙镇确是年画作坊林立、纸业和年画贸易极端兴旺的一段时期。相当数量的年画在这里通过水运渠道传播四面八方，而且在年画刻版技艺、套色印制工艺、创作选题(如戏曲题材)等方面富有成就，为开封年画的复兴、传播做了很大贡献。但这并不象一些文章所说，开封城内的年画作坊、艺人都迁到了朱仙镇;朱仙镇已经取代开封，成为当时中原腹地年画创作、刻版、印刷、传播中心，朱仙镇木版年画可以涵盖开封年画了。木版年画的创作、选料、刻版、刷印与传播的过程和必备条件比较复杂。单说当年开封年画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除了在朱仙镇的漕运，还通过陆运，从开封远销商丘、曹州(菏泽)、北方地区及豫西、豫南城乡。刻好的版也有通过陆运交流、销售到四面八方的。还有不少前来拜师学艺、专门学习年画刻版、刷印工艺的人，学成以后返回家乡开业，遂把开封年画艺术传到了五湖四海。这就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卢氏、灵宝、南阳、汝南、正阳、周口、内黄、安阳、滑县、新乡及周边省份见到典型的开封年画刻版与年画的原因。而这些，足以说明开封的年画中心地位。

　　从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开始，黄河水频频祸及朱仙镇，贾鲁河淤塞，朱仙镇失去了漕运码头的地位，繁华不再。纸业及年画业凋零，大批年画作坊倒闭，一些作坊迁至开封城内，仅剩极少作坊在朱仙镇及其周边村庄苦苦支撑着。

　　清、民国以至解放初，开封年画作坊主要集中在开封市内的南北书店街、东西大街、南北土街、中山路及附近一些小巷，年画行销十几个省市，生意还算得上兴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封市政府将大大小小的年画作坊(包括朱仙镇人在市内开的年画作坊)组织起来，成立了年画生产合作社，加强了对年画创作、生产的管理。专业美术工作者创作了大量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年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奉命到国家出版局(现新闻出版署)申请成立具有出版资格的年画社，获得批准。这以后的几年是开封年画的又一次大繁荣时期。虽说年画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被迫停业，但开封年画艺术馆、开封市博物馆等单位和一些热心年画艺术的同好一直在坚持整理、研究开封年画。他们苦心孤诣、孜孜以求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专家和年画爱好者的高度赞扬。

　　一千多年来，开封年画虽然随着改朝换代、战乱灾患受尽磨难，但一直在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腹地顽强地生长着、发展着，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地繁衍着，始终尽着中国木版年画源头的责任，不断地向四面八方传播着它的元艺术和新鲜血液。之所以能这样，就是因为开封年画有着强大无比的魅力。这种魅力主要来自始终供应它乳汁并欣赏它、容纳它的中原民众，来自它众多的“家庭成员”，来自它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艺术传统。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深深根植的中原民众、它的“家庭成员”、它“家庭成员”的社会生活和审美需求都众星捧月似的凝聚于开封，汇聚于作为核心，或者说处于中心地位的开封年画，使开封年画千百年来始终保持着它宽阔的包容性，从内容到形式以至材料的创新性，传播途径、传播方式的多样性、辐射性，影响力的广泛性，为民众服务的坚定性。这种魅力，任何产地的年画都无法比拟。这就是威威武武、巍巍峨峨雄立于中原大地、震撼着世界版画艺术的开封年画!我们有什么理由并且怎么能够用它的一个“家庭成员”“涵盖”它、“代表”它!

　　四、“涵盖”与“代表”的荒谬及不良后果

　　以“朱仙镇木版年画”“涵盖”、“代表”开封年画，发端于上世纪末几位并非研究年画的人。当时，为了他们正在借继承朱仙镇木版年画之机搞点经济收入的利益，对前去采访的媒体、年画爱好者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同时也制造一些粗劣甚至错误百出的年画充“老版”、“正宗”。这本来可以理解。因为年画生产从来就有优有劣，而且谁都可以发表对年画的看法。但是，一些媒体和文章的作者不加甄别，不作研究，有闻必录，以致以讹传讹，越传影响面越大，加之一些机构介入推波助澜，遂使朱仙镇木版年画“涵盖”、“代表”了开封年画，被认做河南唯一的“老资格”年画而进入被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

　　以“朱仙镇木版年画”“涵盖”、“代表”开封年画的做法是极其荒谬的。

　　首先，混淆了千年“艺龄”的开封年画和近四百年“艺龄”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概念。于是，又生出概念含混的“河南朱仙镇木版年画”、“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以指代开封年画。其实，这三个概念依旧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别号，同样是“涵盖”、“代表”开封年画的做法。

　　其次便是不明了开封年画和朱仙镇年画源与流、主体与“成员”的关系，以个别“家庭成员”取代开封年画。如前所述，朱仙镇木版年画就是典型的开封年画。不论是朱仙镇木版年画最辉煌的清代前期，还是如今，朱仙镇只是开封年画印刷生产、传播的一个重要“基地”、“网点”。与之相同性质的还有前述周口、卢氏等地和周边省份的一些地方的年画。这些年画都是开封年画大家庭的成员。这是开封年画独有的特点。正像我们不能用卢氏年画“涵盖”、“代表”开封年画一样，同样不能以朱仙镇木版年画“涵盖”、“代表”开封年画。(不容否认，在开封年画一脉相承的众多“家庭成员”中，朱仙镇木版年画是佼佼者，其成就与影响最大。)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伟大的时期，但是，要说中国历史，只能是五千年而不是五十年;我们不能用新中国的历史“涵盖”、“代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道理是一样的。

　　第三，妄称朱仙镇木版年画是中国木版年画的源头、“鼻祖”。朱仙镇根本不具备木版年画发祥地的众多条件，更谈不上对其他产地的年画产生影响。朱仙镇木版年画分别晚于绛县、平阳木版年画一百和四五百年，如何能充任中国木版年画的源头?朱仙镇木版年画和杨柳青、桃花坞等地的年画先后面世，就像一个母亲生下了多胞胎，又怎敢当同胞的“鼻祖”?

　　第四，派生出“中国木版年画源头的根植土壤在朱仙镇”的无稽之谈。木版年画最初由官家传到民间，由京城、京畿之地传到乡间，由中原腹地传到四面八方。当开封年画已经成为中原地区岁时节令必须张挂(贴)的习俗用品和商品，形成一定规模的商品市场之后，开封年画的根植土壤便是广袤的中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民众(包括开封年画“家庭成员”地域的民众)。这根植土壤象母亲一样，毫不吝啬地供应开封年画以丰富的乳浆并培育它成长，辅助它一代又一代发展下去。这就是一千多年来开封年画得以繁衍生长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岂是一个镇能够培育出来的!

　　以“朱仙镇木版年画”“涵盖”、“代表”开封年画的做法去，已经引起国内外研究中国木版年画的理论家、工作者、爱好者的极大不满。他们对企图一手遮天、不惜指鹿为马、编造年画史的行径嗤之以鼻，对那个“鼻祖”之说更是不屑和鄙视，对一些机构的工作作风和公信力表示怀疑。越来越多的人强烈呼吁，迅速理顺朱仙镇木版年画和开封年画的关系，将抢救与研究中国木版年画的源头——开封年画的工作重视起来。

　　开封年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诞生、繁衍在中原大地的优秀传统艺术，又是记载着千百年来中原民众风俗的活化石。我们对它的认知还刚刚开始，对它的全面抢救还未见系统的规划。当我们在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博物馆看到外国人珍藏的中国木版年画，并认识到它们对世界版画史的重要影响时，我们便会感到它对外国艺术的强烈震撼，便会深刻认识到，开封年画不仅是开封的，河南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必须为中国木版年画的源头进行认真研究、强力弘扬的感想。

　　因此，我们要为开封年画鼓与呼!要为继承、发展开封年画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