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从考证究竟是先有哪个“同行”。

　　作职业或者行当讲的那个“同行”，据说最早来自于古代大人们上朝时排的行列与班次，一行一行的，整整齐齐，而一行里的人，也大致品级相当，于是这个词形象地说，也就是“站在一起的人”。而表示行动的那个“同行”字义就更明显了，就是“走在一起的人”。有时候站在一起的人不一定能够走在一起，因为看的是同一个方向，心思却是各人各样，各自来路不同，走在一根道上就难免挤挤碰碰，走在一起久了，更难免有个先后，于是便有了“同行是冤家”的说法。

　　从所宣告的本意来看，此次中华艺术宫倾力打造的“同行”展，更多地是愿意去呈现在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序列里，东西方艺术在互相观看、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共同前行”的状态。然而凑巧或者说不凑巧的是，此次大展同时又开创了一个新的、以美术馆为单元分别组织共同呈现的“联合展”的模式，于是“同行”们的“同行”，就变得语义混杂而多变起来了。

　　同行展不好做，一则难在要摆平同行之间的关系、主次、轻重，调和不同的意志与想法;二则难在需要在呈现一种“同行”状态的同时梳理出一个有效的脉络与方向，毕竟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那路上的脚印必然是交错、重叠甚至是杂乱的，得辨别出大致的方向。关于前者，笔者无意多言，关于后者，从展览呈现与文本叙述的情况来看，根脚无疑是落在“表现主义”或者说“表现性绘画”上，亦即整个联合展试图呈现百年来东西方艺术在表现性绘画这个形式道路上的共同前进。这个着眼点基于一个宏观上的比较视野，就针对近百年艺术的研究方法而言，无疑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先不必说西方表现主义不但是其本身纵向语言发展逻辑的产物，更在一种横向的比较视野中，与东方的写意、表意的艺术气质表现着更多的共通之处 ;就中国现代以来艺术自身的发展逻辑看，以表现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艺术，也是中国油画、版画乃至国画取法以及变法的一个重要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联合展的文本叙述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用“表现性绘画”这个概念而不是“表现主义”来描述这种“同行”的共同特征，这一改变并不仅仅是希望表现更大的包容性，更在于想要摆脱由于西方“表现主义”之名影射出的“亦步亦趋”的阴影，力图呈现出一种“并驾齐驱”的姿态。

　　此次联合展由七个独立的展览共同构成：包括“通变涵远——20世纪中国美术中的十个样本”、“中国新表现 —1989-2014 特别邀请展”、“此在的绘画 —中国具象表现绘画二十年艺术展”等三个国内主题展和“狂野的心—20 世纪 60年代以来的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展”、“琳琅满天—20 世纪下半叶意大利表现性艺术展”、“伸出你的拳头—厄瓜多尔绘画大师奥斯瓦尔多·瓜亚萨明画展”、“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德国绘画大师珂勒惠支作品展”等四个国外艺术展。从这些展览主题的互相关系来看，是以一个基本贯通的 20 世纪中国表现性绘画的线索为轴，串联起几个有意义的个案组成的结构，这些个案中国内的具象表现主义绘画作为一个现代主义重新传播之后学院派油画的自我重构的典型案例得到突出和强调，而西方展览的部分中，珂勒惠支的版画和德国新表现主义绘画，分别作为西方美术史脉络中的重要片段，同时又使在不同时期对于中国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案例得到呈现，而意大利的未来主义绘画，则为我们展示了现代主义中一个本土重视程度相对较低的版块。至于厄瓜多尔的绘画展，不仅为欧洲的表现主义在南美的传播提供了典型的案例，也与珂勒惠支充满人性悲悯的版画形成对话，展示了德国表现主义的深远影响。从构建一个有机的关系场域的角度来看，“同行展”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在这些展览中彼此构成了几对有意义的对照关系，他们彼此交叉互文，可以激发不少有趣的问题点。除了上述的表现主义的不同地域性呈现外，德国老表现主义与新表现主义之间，尤其是德国新表现主义与中国当代架上绘画之间的并置有效地拓展了本土立场下的表现性艺术纵向与横向的视野。“中国新表现”与“德国新表现”两个展览，基本做到了艺术家选择上的代表性，具有相对可靠的样本价值。在信息咨询高度发达的今天，像德国新表现主义这样的展览，其意义已经不在于把这样一个流派带到我们面前，而是在于为我们在对照中考察中国当代架上绘画对于西方资源的本土化改造提供了便利。

　　作为一个本土的艺术从业者，在身心俱疲地走完了这个体量巨大的联合展之后，最大的感触是 ：如果说这一百年来的艺术史，为我们构建起一个中西比较的宏观视野的话，那么今天，的确到了一个走出“中西比较”时代的时候了。因为这个时代，在成为今天艺术发展当然的“上文”的同时，已经为艺术创作与艺术考察打下了太深的“比较学”的方法论烙印，强调“异在”的自我认知，必定带来主体的“异化”以及对他者的依赖。同时这种时代性背景下的“中西比较”背后所蕴含的民族主义情绪、成功学逻辑与现代化期待，又为这个时代的艺术评论本身带来了强烈的意识形态痕迹，立场决定对错，方法成了选边。引进与改造、输出与强调成为一对并行存在、交替生效的方法，而中西合璧，则成为一个崇高同时又廉价的褒扬。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华艺术宫这次倾力打造的“同行”展，对“同行”的艺术历程而言，无疑是回顾性的，而对于“同行”合作的模式来看，倒具有可持续的开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