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派篆刻的领军人吴让之也曾刻扇骨，现介绍如下：

　　1、阴刻行书：常恐秋节至，凉飕夺炎热，弃捐箧屉中，恩情中道绝。落款：让之。

　　2、风清月朗盘桓，用则天下暖，舍则天下寒。仲海仁兄法正，弟吴熙载刻。

　　方寸天地率意挥毫，得自然妙造之风韵，章法疏朗舒展，用笔凝练遒劲，运刀爽利骏迈，无纤曼之气，呈大家风范。

　　受者仲海为辽宁盖平人姚正镛的字。姚官郎中，善书画、篆刻，咸丰年间定居泰州，与吴让之交谊最深。

　　吴让之(1799年-1870年)，原名廷扬，字熙载，后以字行，改字让之，号让翁、晚学居士、方竹文人等，仪征人。

　　吴让之青少年时期遵父命熟读经史子集，博取功名。当时扬州贡院设在泰州，他去赶考有幸结识了当地许多文人。拔贡赴京，得以拜著名金石篆刻家包世臣为师。

　　包世臣得金石篆刻家、皖派篆刻创始人邓石如亲授，曾著有《艺舟双楫》金石书法理论著作。

　　包为吴让之掀起了神秘的金石篆刻大幕，除口授自己心得体会，还作运笔执刀示范。吴被深邃的金石学所吸引，就此绝了功名念头，沉醉于鼎彝金文、碑额大小篆、秦汉古印及瓦当砖铭。他不停摹写，加以考证，直到烂熟于心。《墨林今话》《扬州画苑录》称他“善各体书，尤工篆隶，能以碑刻摹印传邓石如衣钵，亦自成面目，为时所崇尚”。

　　皖派篆刻由邓石如创立，作为开山鼻祖，作品不免有生涩感，直到吴让之接棒，皖派浙成熟、定型、完善。故吴昌硕感慨：“学完白(邓石如)不若取经于让翁。”

　　吴让之的中晚年正处乱世。1853年太平军北伐，仪征处宁扬之间，清军与太平军在此反复拉锯，战火纷飞，生灵涂炭。面对乱局，他愤而改字为“攘之”(“攘”亦可解释为“乱”)。为避战乱，他只得去泰州。

　　在泰州，他寄居在姚正镛、岑仲陶、陈守吾、徐东园、刘麓樵家。在姚家时间最长，曾为姚治印一百二十方，1860年重阳又绘“岳阜登高图”相赠。在岑仲陶家，为岑治印八十八方，刻砚一方，书画多幅，赠篆书《说文》一部，还为其子课读。刘新居落成，他隶书撰一联相赠：“热不因人，翁之乐者山林也!居虽近市，客亦知乎水月乎?”尽管如此，他仍自谦道：“寄食三年，无以为报。”

　　他常参与一些雅集，与当地书画家唱和酬酢。因时局影响，他的诗大都悲怆、伤感，如为杨石卿的《秋林诗思图》题：“乌桕丹枫叶渐凋，杜陵蓬鬓感萧萧。奚囊收得秋光满，聊与西风破寂寥。”悲秋之情流露无遗。

　　他作为皖派传承人与浙派赵

　　扌为叔(1829年-1884年)的神交，可谓是印坛的一段佳话。1863年赵的好友魏锡曾专程赴泰访吴，展呈了赵的印蜕和边款拓片。拓片中有：“浙皖两宗可数人，扬州尚存吴熙载”及“息心静气，乃得浑雄，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的高度评价，表达了对吴的尊崇。吴让之阅后十分感动，冒着酷暑刻了四方印，两方赠魏，另两方“二金蝶堂”“赵之谦”赠赵。魏还集拓了吴的自用印和代刻印一百方，装订成谱。吴让之题跋：“六十年刻以万计，从未留一谱，自知不足存尔，就箧中自用者印以求正，不值一笑，癸亥七月让之记。”后魏将印谱交给赵，赵写了长序，又一次对吴让之作了很高评价。两人一老一中，分属两派，未曾谋面，却惺惺相惜，着实令人感动。

　　晚年的吴让之借居在泰州东坝口观音庵，鬻金石书画为生，因子、媳不孝，曾在居室门上贴一联自嘲：“有子有孙鳏寡孤独，无家无室柴米油盐。”处于孤寂苦辛的他仍勤奋刻印不辍，直至终老。

　　《清稗类钞》曰：“吴让之多艺，刻印第一，次画花卉，次画山水，次篆书，次行楷。”他实践了邓石如“印从书出”的创作理念，篆书温婉圆健，舒展飘逸，运刀娴熟，以冲刀为主，微妙精当，韵味呈轻松淡荡之神境。姚正镛赞赏他的运刀“深得篆势精蕴，故臻神极”，一针见血说出了他的篆刻刀刀见笔，刀笔交融，操刀如笔的特点。他的篆刻对赵扌为叔、吴昌硕、黄牧甫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本文介绍的扇骨是他寄居姚正镛家时所刻，用阴刻浅刀成之，笔意清晰、凝练，不失为缩小了的书法力作。扇铭内容简练，道出了扇在四时中的处境，隐隐流露出一丝寂寥心情。

　　因吴让之主要精力放在篆刻、书法上，绘画罕见，记载说他曾刻过一二方竹节印，刻竹扇骨更少。此扇骨内容、书写、刻工一流，堪称神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