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认同我的外国艺术家，也是我的恩师——基维？堪达雷里教授，他在壁挂艺术方面造诣颇深，为格鲁吉亚现代壁挂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被授予苏联国家功勋艺术家的荣誉，并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

　　基维教授曾多次来华，其中有两次令我记忆犹新。第一次是1990年，他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行教学和学术交流。那时他教的课是“高比林（GOBELIN）”，我很渴望做他的学生，于是拿自己要织高比林的稿子给他看。他确实是看了，但从表情上对稿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只是针对技术上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些修改。我拿着稿子悻悻地走了，看来老师对我的稿子并没有什么兴趣。当我把修改完的稿子再次拿给他看时，他眼睛一亮表情激动起来，原来他看到了我夹着稿子的黑白画本。他捧着我的黑白画本坐下，一页一页地翻看，时时向我投来称赞的目光，并拿着画本跑去对其夫人兼翻译刘光文（著名格籍华人、格中友协主席）老师说：“林乐成是个很特别的人，是个艺术家。”在那时，他向我吐露了真言：“我认为你的高比林稿子没有你的黑白画好，你可以不织那个高比林稿，织你的黑白画吧，要按照当时画画时的感觉织。”基维教授的建议是极有眼光和道理的，我按照他的建议所做的高比林作品《土风》1992年被选入在新加坡举办的中国现代装饰艺术展，有幸与吴冠中先生的画一起展出，并获得第一笔纤维艺术作品收藏费。

　　基维教授第二次来中国时，我从西单开车接他和刘光文老师去光华路。由西向东行驶在长安街上，基维教授感慨长安街每次来都有新的变化。我说：“很多丑陋的建筑破坏了北京的面貌。”刘光文老师也不无感慨：“北京已经不是从前的模样，那时的北京才是真正的北京。”面对我们的反应，基维教授愤怒地说：“我认为这条街我每次来都能让我看到新的变化，让我觉得这里是充满生机的城市。不要用太挑剔的眼光去挑每一个建筑，即便再不好，它已经盖起来了，一定是很有用处。今天它被建起来，说明别的人没觉得它不好，以后的人觉得不好了，自然会拆掉。变化是在发展，总是以挑剔的眼光，它还怎么能发展。”每当聚会时分，基维教授首先会提议为****举杯，“没有****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强大，格鲁吉亚如果有****，会把小国变成大国！”这也流露了面对内战不断、经济萧条的格鲁吉亚艺术家忧国忧民的心境。

　　1993年，我在格鲁吉亚进行访问交流时，基维教授就对我说：“中国应该做一个和‘洛桑双年展’一样的纤维艺术展和学术研讨会，我相信在中国做一定会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它会对中国纤维艺术的崛起和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也是有着悠久历史的纺织大国，中国经济在迅速崛起，文化事业也发展得非常快，如果在中国做像洛桑这样的双年展，应该是有条件的，这样的话，中国就有话语权了，虽然前期可能会遇到经费等问题。”2012年，第七届“从洛桑到北京”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展如期在江苏南通举办， 32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参加了本届展览，回想当年组委会也曾遇到经费问题、场地问题，但正如基维教授预见的那样，纤维艺术展确是在中国发展起来了。

　　和基维教授不同的是，其夫人刘光文老师一直跟我说：“你回到中国以后，应该建一个纤维艺术的博物馆，哪怕很小，甚至跟家庭似的，也很有意义。”我当时觉得是天方夜谭，那时中国还没有私人博物馆，艺术家连工作室都没有，博物馆都是国家的事儿。虽然当时我觉得建博物馆没有可能，但建立工作室还是可行的。1993年我回国以后，就在双榆树租了一个房子，开始培养喀左的高比林技师；后来搬到了颐和园附近的亮甲店；2000年在丰台花乡的樊家村；再后来又到了通州张家湾。20年过去了，那时17、8岁的喀左女孩儿已经成了中国高比林的能工巧匠。我想，刘光文老师再次来到北京一定很高兴，因为位于北京通州区台湖镇的纤维艺术博物馆已经落成，学生始终记得刘老师所说的“哪怕做得很小，都很有意义。”

　　无论是基维先生，还是刘光文老师，他们都心系着中国纤维艺术事业的发展，作为他们的学生，我始终尊敬和追随着他们。从中国第一个纤维艺术工作室到第一届“从洛桑到北京”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展，再到第一个纤维艺术博物馆，我们就这样，带着纤维艺术，带着心中的梦，一步步地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