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名潞对话顾德新:作品是对人、社会的思考
2014-12-26 16:47:05 未知
高名潞:你是很早就是哥萨克了,是八十年代的前卫艺术家啊。但你有一种较特殊的角度。就觉得你的发展是比较稳定的,好像是有一个自己的合乎逻辑性的发展,那么我想问,你有没有一个似乎是自己的艺术哲学这种东西,你给自己规定了个什么东西没有?
顾德新:我想是这样的,我不解释作品,首先,我认为作品本身成为作品时,它是开放的,艺术家赋予它已无意义而且我想艺术家赋予它什么是在作品前。
高名潞:作品前怎么赋予呢?
顾德新:就是你对生活的了解,包括你对艺术的了解,实际上就是平时的积累,完了让你把作品成为一种语言的形式来表现出来,这样的话当作品真正呈现时艺术家的任何东西就不存在任何意义了,那这作品是更开放的。
高名潞:那你觉得在这当中,有没有某种一贯性的东西?
顾德新:一贯性我觉得是我思考的惯性,其它的我不在意。
高名潞:那你思考的一贯性是什么?
顾德新:是对人本身的思考,人、社会这样的一种思考。
高名潞:对人本身,对社会,你在不同阶段所感受到的思考,包括做人、包括生活态度,以及对当下社会的一种理解,什么事正在发生,然后你对这个自己有个看法,在这当中去思考,转化成作品时,这肯定有些隐喻性,或是暗示性,或是说不出的,也许你自己感觉的,你用这个作品这么做,跟你的某种思考有连带关系。
顾德新:肯定有连带关系,而且还不是所谓隐约的,因为我选择的材料都是能表达我的语言方式的那种。所以我想每件作品选择材料都是有它的观念意义在里边的。
高名潞:那你在国内和国外,选择这种语言材料的时候,因为这种文化的不同,社会的不同,环境的不同,接受的观者不同,这种材料本身作为语言有没有一定的区别?
顾德新:没有,它的限制只有社会规范的那种限制,打个比方,比如说西方有些展览,它有一些规定比如说什么东西不能用或什么东西会影响观众,有些他的理由,在中国呢,他又有一些他的理由,政治的,社会的这样的例子。除了这上面限制我想基本上没有。而且我每做一个作品,比如说有一个展览,在这次展览我要完成作品的话,它要的实际上是我在思考的问题,而且包括材料,展览的场地,包括那个展览策划的思想,实际上是总体结合的一件作品。我认为所谓的社会环境,实际上还是人的问题。就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因为它都是人制造出来的,所以我更愿意在人的角度上考虑所谓社会的问题。
高名潞:但是,就是说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觉得你这种方式是带有某种精英式的方式。
顾德新:我不觉得。
高名潞: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你觉得这种方式,从接受者的角度,你觉得他们接受你这个途径这个通道,在你设计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意识,它接受的对象是什么人?有这样一个思考吗?
顾德新:没有。而且我,就说你刚才说的问题正好是我要逃避的问题,就是所谓精英的问题,我不把我的观念赋予进去,我逃避赋予观念,包括那个题目都在逃避,我就是想让观者用他的方法看作品,而且尽量排除我的因素。
高名潞:根据你的经验,在不同的情境当中或在不同的圈子里去展示你的作品的时候,因为你的经验比较多,有的时候在国外,有的时候在国内,有的时候可能在一种非常公共化的展览馆,有的时候可能是在非常私密化的一些地方,出来以后它的反映也许有的知道,有的你不知道。就从你的感觉来说你觉得是什么样一种反馈,是不是有时候,反而对一些非艺术圈,非专业化场合当中有些公众的反映是你所预期不到的反应感兴趣?
顾德新: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一般对我来说,一个作品做完了,对我来说就完成任务了,其它的实际上我一点都不关心。有时候,基本上不知道它们的反映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自己在一个总体观念上我希望有一种阻断,这种展览前和展览后的这种阻断,展览前我用我的方式来工作,用我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作品的计划,展览一开始,我用我的观念把这一段给阻断了,而且我用的展览日期的题目也跟作品的呈现是有关系的。就等于这一天的这个作品呈现。
高名潞:换句话说,你可以说更多地尊重自己对作品的,你和作品之间的关系,你怎么样去做这件作品,以它的可能性和你认为它的合理性,对它的语言的那种完善性的一种负责任,然后作品完成以后,就像一个保质保量的一个产品,生产完了以后就结束了。
顾德新:对我来说是结束,然后我觉得剩下来的可以就是观众的。
高名潞:就是社会流通当中的这种。
顾德新:对我来说,这方面有意义,但不是我所要要求的。
高名潞:那你能不能说点跟作品本身的有关的呢?与你现在的那个思考有关的,包括你每天骑自行车,我觉得你这种行为本身也是挺好的。
顾德新:能锻炼身体。
高名潞:你对作为一个艺术家或作为一个人怎么样、以什么样一种生存状态是带有这样一种思考。比如说对现在,从你个人来说,应该有一种判断,比如说对自己的艺术作一种判断,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判断。可能这说得有点宽了,我想你肯定是思考这个问题了。我上次听你说那个体制化的问题挺有意思。
顾德新:我想就是权力吧。而且我思考权力这个方面的问题可能是最多的。
高名潞:是整社会做一个系统的权力,还是艺术家个体的权力竞争,从哪个角度?
顾德新:我还是从人的角度。
高名潞:是一个道德问题呢?还是一个自尊的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人基本的品质问题呢?
顾:是各方面的问题,肯定也有生理上的问题。也有低级到高级转换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复杂,这有很多因素而且还有比如说城市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一般想问题还是从人本身去考虑。就是想一个人他为什么要争取这个争取那个,主要还是从个体去思考。个体的人,单量的人和整体的人这样去思考,个体的人和一个人群的人去思考,他们的互相关系,差不多就是这样。
高名潞:那它有没有具体性呢?比如说具体性会怎么样转换出来呢?
顾德新:我想它的具体性实际上就是进入到一件作品里面去了。每一次完成作品实际上都是想再完成一次具体性。我想差不多就这样。
高名潞:你的作品如果有某种表白,是说明自己的一种基本态度呢,还是想说给别人(就是说启发别人)?还是一种反映、一种再现?比如说有关权力状态的描述。
顾德新:我想基本上可能是再现,就是我希望能提出问题,也就是这样的。
高名潞:它还不完全是你自己的一种态度,比如你自己在社会大环境当中你如何保持作为一个个体,是一个什么样态度,而是试图把某种你所思考的那种结果用一种形式把它再现出来,提出一个问题,引大家再去思考这个问题。
顾德新:对,我想是这样的,而且不是一个结果,而是我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可能每个人想得可能不一样,我觉得就是一个做人的态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做人的态度,而且,再一个就是以前说的所谓的那种权力。
高名潞:就是这个理解决定了你整个创作的过程。
顾德新:也决定了我的态度。
高名潞:这样说起来有些容易使人想到艺术作品成为一种道德的东西了,就好像成为一种道德的宣誓。
顾德新:跟那没有关系。
高名潞:那它怎样一种关系?
顾德新:我觉得做人的态度也不见得是一个道德问题,就是打个比方,我喜欢,比如说我觉得这们对我来说是合适的,我自己认为这样对我来说是合适的。
高名潞:回到你原来说的你现在做这个东西,你是把自己看成一个人,在社会当中做一件事,跟做艺术无关,你没把它看作是艺术的什么,那就涉及到。
顾德新:比如打比方,你要是把你作为艺术家来做的话,我觉得就有很多问题在里面,这当中还是涉及一种权力,包括所谓那个职业,所以我觉得就很困难,对我来说比较难。
高名潞:你的难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很多具体的问题,你的意思是,如生存问题啦很多艺术体制的谐调问题啦。
顾德新:对,我都会面对各个方面的问题。你刚才说的哪个作品前和作品后的那个问题,实际上基本上是一样的,有的总是你不想面对。有的问题又是你想表达的。而且我也确实相信“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这个观点。
高名潞:都把自己当作艺术家,这点在现实当中,当然作为一种理想主义存在。
顾德新:不是理想主义状态,因为说 “人人都是艺术家”,就看你怎么理解“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个概念,“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个概念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权力的问题,并不是说人人真的都是艺术家。
高名潞:就是人人都有权力成为艺术家。
顾德新:就是人人都有权力的问题。因为比如一个体制,它来决定谁是艺术家,我想这个肯定很糟糕。
高名潞:那现在显然就是这样。
顾德新:就是这样。
高名潞:显然是由体制来决定的。而且不但这样,还有成功的艺术家和不成功的艺术家。
顾德新: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同样回过去就是一个个人和一个人的一种矛盾,“人人都是艺术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种说法,也不是说有可能是一种理想。我觉得主要还是权力的问题,而且这个权力涉及到各个层面,艺术的问题,不只是艺术家的,实际上是所有人的问题。
高名潞:它还存在一个问题,之所以是理想,就是它在现实当中它还不能成为现实。
顾德新:而且它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
高名潞:所以说这是你作品批评的一个切入点。
顾德新:实际上也是我的一个态度。
高名潞:所以你是不是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做作品有时觉得很自由?
顾德新:再有我刚开始就没有进入到那个所谓的体制化的领域当中去我没有上学嘛,所以这样的话,我自己非常清楚我得到了什么样的好处。
高名潞:就是你没有受到一些局限性和限制?
顾德新:对。
高名潞:比较自由的,你自己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另外,说那个自由就是还有一种,就是还可能是现实利益的问题吧。
顾德新:这肯定的。
高名潞:因为你如果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可能有的时候有些东西就无所谓了,有些东西得到也可以,不得到也无所谓了,我指的是因为过重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艺术家。特别是,过多看重那个东西可能要用有些标准去衡量自己,比如说你作品的价值啊。
顾德新:我想是这样。
(责任编辑:杨凤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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