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帖》十卷是北宋的官刻丛帖，徽宗大观三年(1109)正月上石，因而称为《大观帖》。刻成之后置于太清楼下，又称《太清楼帖》。每卷末尾署“大观三年正月一日(1109)奉圣旨摹勒上石”楷书款两行，与卷首标题、卷中各书家名衔，皆蔡京一手所书。摹刻更比《阁帖》精细准确得多，笔画沉着丰腴，纵横都能体现用笔之妙，因而获得极高的评价，认为是宋代刻帖中的精品，甚至言之为古代刻帖第一精品。宋人刘克庄说“《淳化》为祖，《大观》尤妙”，明人董其昌就有“金石之工，较《淳化阁帖》更胜”之语。拓本只用以赐给群臣，外间流传极少。《大观帖》刻成不到二十年，即遭靖康之变。金人占领开封，帖版失陷，南北互不往来。“绍兴和议”(1141)签订后，南北方互置“榷场”(货物南北过江的换货纳税市场)，开展边境贸易。南宋士人对《大观帖》渴求，商贾开始“潜拓”少量拓本在榷场上贩卖。由此，南宋拓(金拓)者在此出货，因而称为“榷场本”。由于《大观帖》原石久已不存，元、明皆有重刻、翻刻。万历间陈懿卜的翻刻拓本多流传于世。

　　现存的宋代原石拓本已不足全套，为稀世之宝。故宫有明代王世贞(弇州山人)旧藏三卷，经华夏、董其昌、梁清标等人，至清代归临川李宗瀚，称为“临川李氏本”。又有残本三册，原为聊城杨协卿旧物。南京大学藏翁方纲旧藏第六卷残本一册。中国历史博物馆有固始张简盦第七卷。其余的第一、三、九卷现今则已片纸无存。

　　在清代流传的旧拓本中，文学家王拯曾得到过南宋“榷场本”《大观帖》的残卷。存三卷，第八、第九两卷有缺页，第十卷全。他曾多次借来祁寯藻收藏的宋拓本，校对往复，后来又参与祁寯藻召集的三家藏本鉴赏会。诸本之中，祁寯藻藏本“纸墨精美，或疑是太清楼初拓赐诸臣本，非榷场本所及。”王拯的藏本与祁本同出一石，但“楮墨较为粗率，然一见知宋拓，非复后时所有”。

　　故宫博物院藏《大观帖》宋拓本是清代聊城海源阁杨协卿的旧藏，世称“杨氏本”，现今收录于《中国法帖全集》。裱本三巨册，锦面镶檀边，有祁寯藻行书题签。上钤赵孟頫、鲜于枢、范大澈、沈凤举、杨协卿、吴乃琛等人的鉴藏印300余方，崇恩、王拯、杨绍和、孙毓汶等人的题跋。卷首崇恩题：“宋拓太清楼帖残本真迹，东郡畅氏家藏希世墨宝。”跋云：“第二、四、六、八、十，计五卷、百四十七纸、五百三十六行，共装三册。生动腴润，宛与手写无异。”帖本白麻纸，剪方装，浓墨擦拓，墨色乌黑，均匀润泽，字口坚实厚重，笔画锋铩毕现。

　　自从宋代以来，这件宝帖迭经名家鉴赏。同治二年(1863)，又有一次名流聚赏的活动。收藏家杨协卿来京，携家藏从东昌邓氏所得的天一阁旧藏《大观》残帖五册。王拯得见，置于案头数日，发现自己的藏本与此帖可以互证。为慎重起见，又请书法大师祁寯藻与杨协卿相约，四月二十八日“各携藏本，走谒对观”于寓居西华门外静默寺祁寯藻寓所。这次鉴定，发现在翁方纲考证历代十六家之后，“今于所考之外得三真本，一时对观，洵为墨缘奇遇”。王拯又应杨协卿之请为跋，以纪一时兴会。跋语署款：“时同治二年四月廿有八日甲辰马平王拯定甫谨跋于京师宣武门外寓庐。”归后，王拯题长诗题于自己的藏帖之后，有句：“廿年京宦百无有，摊书草市频搜罗。时耽古墨矜网获，梦寐往往怀虞戈。”

　　同治四年(1865)六月，王拯告老还乡，珍藏之物随身而行，以作娱老之资。深秋至苏州，经平望时乘船覆水。他在《抵杭州后复捡舟中所作》有注语说“行出太湖，至平望乃败舟”。晚年王拯回忆说“乙丑吴江破舟，舟中物虽霑败而未有所遗弃，独此帖装二册，盛以檀匣。苍黄之际不知何以失去”。一船行李偏偏只有宝帖遗失，难免直至晚年，他还一直念念不忘：“舟中物虽霑败而未有所遗弃，独此帖装二册，盛以檀匣。苍黄之际不知何以失去。”又作五首绝句，相思此物，令人动情。诗题说“往年平望败舟，所蓄《大观残帖》实弃于此，曝书之暇，检点斋中旧物，不胜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