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灵帝时期，人们爱好和练习书法蔚然成风。特别是这时开始流行的一种新书体——草书，更加引人注目，大家争相效仿。出生名门望族的张芝，不慕功名，潜心书法。朝廷屡次征召他出来做官，他都不肯，故当时人称“张有道”。他也特别喜欢草书。其父张奂为方便他与弟弟张昶练习书法，着人打造了石桌、石凳，置于池塘边上，从此兄弟二人临池学书。他把家中的衣帛都拿来，先在上面练字，然后再拿去煮洗。长此以往，那池塘里的水都变黑了，张芝终于赢得了书法史上的“草圣”美名，此池后人便称之为墨池。

　　可见，草书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熟了，而那时楷书尚在孕育之中，直到魏晋时期才发展成熟。但是，人们往往认为先有楷书，再有行书，最后产生了草书;学习书法要循序渐进，先学楷书，再学行书，最后再写草书，水到渠成。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种误解大概是源于苏轼，因为他曾经说过：“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他说的“真书”就是指楷书、今隶、正书。

　　其实，真书和草书从属于两种不同的书法系统，两者是并列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草书如同蜜蜂釀蜜一样，从各种书体中取其精华，然后自成一体;而真书直接从隶书中脱胎而出。以简省笔画、快捷潦草、随意书写为特征的草书，几乎与其他各种书体相伴而生，篆书中有草篆、隶书中有草隶、简帛中有草，而行书就是楷书的草写。不仅结体字形上草书是各种书体简省笔画、潦草书写的结果，而且笔法上也是熔各种书体的笔法于一炉，可以以篆入草、以隶入草、以楷入草、以碑入草。

　　孙过庭《书谱》中明确指出真书与草书的不同：“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真书与草书有如此大的差别，甚至截然相反，这样怎么能练好了楷书、行书，然后就能写好草书呢?我在一些书法大赛的作品评审中经常看到，有些人楷书、行书写得很好，但是草书完全是信手涂鸦，或者写得磕磕绊绊，像个学步的孩子。一些书法展览中，篆、隶、碑、楷和行书作品精彩纷呈，但是好的草书寥若晨星。许多人甚至有的书法名家，像写篆隶那样慢慢揉磨作草，拖笔而行，线条轻浮柔软盘绕，姑且称之为“面条体”。

　　明代韩道亨《草诀百韵歌》开篇就说：“草圣最为难，龙蛇竞笔端。”草书自古为难，我认为其难有五：一是难在结字。草书解散楷(隶)书字体而变通用笔，然后重新组合成一种字体，生成自己的结字规则，字与字之间往往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而且字势奇崛、夸张、变形，不主故常，讲究开合、大小、正斜等变化。二是难在用笔。草书需综合运用平移、提按、使转、绞动、衅衄、贼毫等各种笔法技巧，更熔篆、隶、楷、碑各体的笔法于一炉，变化多端。三是难在迅速。迅疾流畅是草书的审美特质，书写时提按转折，牵连映带都在瞬间完成。若行笔没有速度，便没有奔放流动的气势。四是难在法度。草书看似汪洋恣肆，走笔飞快，但是又点画中规入矩，线条富有质感，作草如真，绝非涂鸦。五是难在性情。非性情中人难能草书，书写时当兴意勃发、物我两忘、任情恣性，方能出神入化。

　　正因为草书至难，所以在各种书体中唯有草书高妙者可称“草圣”。它是天才的艺术，既要天赋的性情，又要有勤奋练就的精熟，缺一不可。古往今来的楷书大家多不善草书，因为往往受制于楷书语境理念的羁绊，不能任情纵笔。所以我认为，写好楷书对于写草书有一定的基础性作用，但两者并无必然联系。这就像普通话与粤语，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语系。你就是把粤语说得飞快，它也不会变成普通话。所以，你要写草书，就应当忘掉楷书的规矩方圆，完全进行入草书的语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