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浮宫卡鲁塞尔厅是为卢浮宫筹集资金的商业场所，近年来不少中国艺术家慕卢浮宫之名自费在其中办展，不少中国媒体报道称“在卢浮宫办展”。直到最近，有位艺术家因为“上了卢浮宫的当”而对媒体大倒苦水。没有了自信，就容易进入“留过洋的和尚好念经”的误区。

　　对很多中国艺术家来说，如果有个机会去卢浮宫做展览，要提起拒绝的勇气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卢浮宫”代表着世界最高级别的艺术殿堂，进入这个殿堂意味着在国际最好的博物馆得到了认可。如果有个机会去卢浮宫卡鲁塞尔厅做展览，要提起拒绝的勇气估计也是相当艰难的，因为，它被冠以“卢浮宫”之名。

　　但是，“卢浮宫卡鲁塞尔厅”和“卢浮宫”还真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在艺术级别上的差别用“茅台集团出品”和“茅台酒”差可比拟，尽管茅台集团的其他酒也不能算差，可跟“茅台酒”比起来，那其中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

　　本来，“卢浮宫卡鲁塞尔厅”是个对中国艺术圈来说很陌生的名词，绝大多数人也搞不明白它事实上并不能代表卢浮宫。直到最近，有位艺术家因为“上了卢浮宫的当”而对媒体大倒苦水，才使得这个地方又再次进入了中国艺术圈的视野。至于说这位艺术家上了什么当，简要地概括就是：有展览方(即卢浮宫卡鲁塞尔厅)征邀该艺术家的赞助企业参展，各项费用都交了后发现，原来这不等于是卢浮宫，因此原先盼望的那种级别达不到……就好比说，有人去茅台专卖店买了瓶酒，付钱拿回家后发现他买的不是茅台，而是“茅台集团”出品。但是，人家展览方在合同上也写得清清楚楚，并没有信息欺瞒行为，所以，艺术家(赞助人)的苦水可以倒倒，可本质上却只能怪自己“没知识、太贪婪”。

　　能堂堂正正地到国际顶尖美术馆、博物馆做展览，自是值得额手相庆的好事，它当然代表着艺术水准和国际的认可度。我常常认为，中国人的“聪明”会反其道而行之进而将事闹得极其肮脏龌龊，做展览也是如此。做展览也一样，中国人会反过来推导：只要我能在国际大美术馆、博物馆参展做展，就能很容易地(向国内)证明我的作品很牛很国际，也能使我的作品价格、销路得到飞跃提升。因而，在这种逻辑指导下，挖空心思削尖脑袋要去国际高端场所做展参展，就成了很多艺术家的“功课”，同时也使得这事的“运作”显得很鸡贼。

　　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艺术家丧失了自信?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艺术家习惯了向外做局邀名后回家称大?没有了自信，就容易迷失在外界的评判标准、屈从于外界的话语权威之中，也容易进入“留过洋的和尚好念经”的误区。在上世纪90年代我还在求学时，有教授打趣说“中国文学的博士学位最好也能是剑桥的”，笑话是极端了些，从中显现的逻辑则是：中国本土的自信和标准，无比脆弱和混乱。

　　并不是说中国艺术家对名利无底线的卑躬屈膝就活该受到大肆鞭挞，相反他们多数是很可怜很卑微的一个群体。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卢浮宫、大英博物馆、蓬皮杜艺术中心、古根海姆美术馆这种权威级别的艺术机构和艺术标准?权威的艺术标准并不以藏品数量作为核心要件，而是以对艺术本身的“天真、轴劲”为前提的。中国艺术家的困苦是在：一方面掌握有艺术话语权和定位权的建设者面对艺术家时通常会首先考量他的知名度、影响力，因此艺术家最好是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影响力;另外一方面是国内完全没有站得住脚的(当代)艺术权威机构，更不用说比肩卢浮宫的级别，在国内没有机构可以带来有公信力的知名度，因而，在基准性的生存、发展层面，艺术家们只能不择手段去“墙外”寻找镀金机会——他们被逼得不能“天真”只能“聪明”。

　　话也回过来说，不能认为艺术家有实际的困苦就可以鼓励这种卑躬屈膝。在文首花大篇幅提及的“卡鲁塞尔”事件中，其实没有受害方也没有施害方，许多中国媒体在前些年都把中国艺术家在卡鲁塞尔厅做展的行为称为“在卢浮宫办展”(也不知道是故意混淆视听还是真不了解情况)。而且，卢浮宫卡鲁塞尔厅虽然早已由卢浮宫馆长公开表明说那只是一个为卢浮宫筹集资金的商业场所(基本上花钱就有可能做上展)，但事实上这地方也并不差，换句话说，它即使作为一个商业场所，也没有丢了前缀“卢浮宫”的份儿。那么，反观国内，即便一些挂着公益帽子暗中行使商业行为的大型美术馆，其专业度、规范化、商业道德也都不能与其比肩，在某种意义上，“卡鲁塞尔”事件，也是给国内的机构上了一课叫“怎样阳光地用名声赚钱”。

　　多年前，中国的文学界一直在焦灼诺贝尔文学奖何时能落户中国，这心态其实和艺术家很想在卢浮宫在大英博物馆做展览一样。问题是，卢浮宫所在的法国，他们文学界最认可的并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而是龚古尔文学奖，因为龚古尔文学奖是法语奖，与法语的共呼吸同命运的。中国的文学奖也不少，但就出不了真正的权威，个中原因并不单单因为是作品的好坏。中国的艺术机构也是越来越多，如果不能建立某种公正的、坦荡的权威，中国艺术家跑到国外去“买名”，还会不断发生。总而言之，做机构、做艺术家，“心”还是要摆摆正才比较好。 (作者系策展人)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