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致阳是一位有内涵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也是一位有气质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还是一位具有学究气的中国当代艺术家。

　　黄致阳的这些品质来自于他在台湾所受到的基础教育，他拥有的知识以及对文化的理解和对文化问题的兴趣，使得他的创作呈现出了比较独特的多元方式。尽管他像很多当代艺术家一样游离在水墨、装置、影像等多媒材之间，但是，他的所思所想却以特立独行的路线无不表现出文化性的追求，在艺术的本体上焕发出时代的神采。他努力探寻艺术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甚至在哲学和宗教问题上纠缠，不惜以牺牲审美为代价。因此，他的艺术方式在语言方面的表现呈现出多元化和阶段性的特点。

　　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建构、发现、重构个人的艺术语言体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体现出艺术的核心价值，或许会成为毕生的追求。所谓的“衰年变法”就是这种一以贯之的努力。绘画或艺术的语言体系在黄致阳那里，从平面的水墨到空间的装置，从水墨的境界到色彩的世界，从现实的“产房”到虚幻的《祥兽》，从意想的《巢穴》到具象的《地衣》，其捉摸不定的变化，包括在审美体验上的异常，只能在精神世界中找到它们的趋同。这种在语言方面的跳跃性，更多地反映的是他内心的活动，让人们难以预测他接下来想什么，还想干什么。由精神世界出发，黄致阳在艺术观念上的表达正是以这种语言的跳跃性，来构建属于他自己的“当代”。

　　多年来，黄致阳在其作品中一直提示人们他对符号所持有的特别兴趣，并变换着方式向人们展示他与观念连接的各种符号。他从创造一个符号单元开始，构建他艺术中丰富的符号扩展，而他的这一符号也不是一种唯一的特性，他依然在多种符号的构建中表现出多元的艺术特点。《千灵显》系列中的符号组合，不管是“山灵”还是“游聚”，所表现出来的组合中的规律性的趣味，其理性的表达正吻合了黄致阳的性格特点—其严谨处像哲学家的思辨。他不断玩弄这种绘画中的趣味表达，还通过像《恋人絮语》系列中的另外的方式，把符号视作构成人的机体结构的形象单元，使得符号与构成在形体的范围内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趣味。同时，他以这种趣味所带来的黑白关系，表现了超强的绘画表现能力。与之不同的是，在《形》系列中，他以一种笔法构建的形象符号，大到整体的造型，小到造型构成中的一个局部，同样可以扩展到《北京生物》系列之中，同样可以成为《花非花》的基本元素，其相似的符号性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单元，却在随意而安的绘制过程中表现出符号的特征。他说：“从一点一滴开始累积自己的绘画记号和符码，探索自己所谓的空间、图示、形式，无所不企及地跟外界、社会、环境对应的状态下来完成这个事情。”因此，累积符号与强化符号就成了黄致阳绘画中的一个特色。

　　黄致阳没有满足于在平面中建构符号的趣味性表现，因此，他没有止步于仅仅是平面的诉求。他几乎是用同样的观念将这种符号的构成运用到大理石上，并在装置的空间关系中表现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他根据石头的外形去精确地计算线条的走向，当这些线条构成与石头外形相关的空间关系时，同样是在规律性中表现出了这种规律性的趣味。黄致阳像空间工程师一样既把握个体，又在精心布局整体的空间，这之中他所表现出的对空间的兴趣也成为他艺术特色的一个方面。

　　与之相关的是，黄致阳不断地在哲学层面上思考，使得他的艺术充盈着文化的血脉，散发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学究气。他关注艺术创作中的过程，在各种纠结的逻辑关系中寻求艺术表现上的平衡，并在享受过程中适时把握过程中的变化，主导其预设的观念表达。因此，他带给我们的最终成品也在暗示着过程对于艺术的重要性。

　　黄致阳艺术中多元的思考与多样的表现，让我们看到这位来自台湾的艺术家在当代艺术创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而深藏其间的艺术素质和文化血缘则非常容易让人们联系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台湾现代艺术运动，以及大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85美术新潮”。中国当代艺术在21世纪初期借助艺术市场和新兴传媒的力量，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地位攀升和大众普及，但是，公众的接受和理解以及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让中国当代艺术一直在纠结中前行，社会更在纠结中观望。如今两岸关系中出现的文化的先期汇流，包括黄致阳客居北京，都为中国当代艺术带来了新的气象，黄致阳的意义或许也表现在这里。

2014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