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郝庄乡王家峰村东有一高大土冢，当地人称之为“王墓坡”，相传是一座古墓。2000年12月初，盗墓贼的黑手伸向了这座古墓，在墓冢西北角炸出一个盗洞，幸好被村民及时发现并报告文物部门，盗墓行为被及时制止。经过考古专家现场勘察发现，此古墓有大面积壁画存在，应属北齐时期。遂上报各有关部门，引起省、市领导高度重视，由山西省、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考古队立即对其实施了抢救性发掘。

　　“王墓坡”地处万亩梨园之中，考古队首先对其周围环境进行了清理、勘探，同时做了必要的安全保卫措施。在探明墓葬结构后。当即拟定了发掘计划，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使发掘工作被迫中止。

　　冬去春来，考古工作者在上一年整理的基础上开始了正式发掘。发掘以探方的形式，逐层向下清理。墓道壁画没有施地仗，在墓壁上粉刷一层白灰水就直接彩绘，这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尚属少见，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墓道部分的发掘工作基本完成，脆弱的墓道壁画近乎完整地保存下来。

　　墓道由斜坡式墓道、过洞和天井三部分组成，坡度23度，长约22米、宽约3米，最深处6.1米。壁画描绘的是一支由神兽引导的仪仗队，构图没有受过洞和天井的空间分割影响一气呵成。86个青壮年士兵，服装样式统一而色彩不同。有执三旒旗的，有举鼓吹长号的，有佩剑带弓的，还有执缰牵马的，散聚成组，神态各异，展示了北齐官宦人家出行时的生动景象和壮观场面。在那样粗糙的墙面上，用笔如行云流水，不起稿而一笔而就，几乎不见修改痕迹，挥洒自如。画家对造型的把握和对线条的控制力，令人惊叹。

　　墓道已是如此精彩，墓室的发掘更加让人期待。随着填土一筐筐的运出，甬道口的壁画和石门框浮雕逐步显露。在甬道人口砖券顶上方绘有两个凌空而下的神兽，四周是宝相莲花和云气纹。甬道口东西两侧站立的门吏，身着右衽窄袖长衫，手持短鞭，神情端庄肃穆，而在同时期墓葬中，还未见手持短鞭的门吏。布满精美浮雕的两扇墓门已被推倒在甬道內，甬道两头的封门砖也已部分去掉，显然是盗墓贼所为。提取封门砖后，由甬道内封门口可以观察墓室全貌。壁画的艳丽、壮观和保存完好程度让人惊叹。令人惋惜的是墓顶有四个盗洞，说明该墓已多次被盗。

　　墓室约6米见方，圆形的穹窿顶上，繁星点点，星座之下，朵朵天莲花点缀其间，给人以飘逸流动之感。正面北壁墓主夫妇雍容华贵，手端漆杯坐于帷帐下的榻上。两人面前摆满了各式菜肴。两个侍女头梳双髻，身穿饰以圈状联珠纹的红色长裙，外披窄袖衫，手捧漆杯，恭恭敬敬立于帐前两侧。帷帐外两侧前排是一支8人乐队，右边4名男乐伎，分别演奏铙钹、五弦、曲项琵琶和笛子;左边4名女乐伎，分别演奏响板、竖箜篌、笙和琵琶。西壁是墓主人准备出行的场面。青罗伞盖下一匹枣红骏马整装待发。马颈下挂一缨子，装饰着忍冬和联珠纹，马鞍鞍袱边沿绘有两圈联珠纹，联珠纹内绘有类似菩萨的人头像，骏马前面是4个三旒旗手、佩剑武士和马夫;后面是羽葆执事，捧官印者和肩扛胡床的随从人员。东壁是墓主夫人即将出行的场面。羽葆华盖之下，一辆卷棚顶牛车，豪华富丽。车前御手正在极力控制躁动的公牛，旁边一胡仆前后照看。车后是一群贴身侍女，分别捧着包袱、梳妆盒和披风，频频回首张望，等待夫人上车。其中两侍女头戴卷曲发套。还有一白色长裙侍女，裙上也饰有联珠纹，和西壁马袱上的联珠纹如出一辙。南壁墓门上方绘有一朵硕大莲花，两只威武的神兽头朝下凌空飞翔。神兽双眼圆瞪，两齿外露，长舌外伸，大三角耳直竖，毛发高耸，着红色短裤，腰系白带，向下俯冲。甬道内，是执鞭佩剑站立的仪卫，而墓室外则是静静等待的仪仗队。

　　由于被盗墓贼多次扰动，各种随葬品和淤土层位混乱，绝大多数器物已不在原始位置，但器物的种类和数量仍很可观。出土各类陶俑近300件，瓷器200余件，主要器形有鸡首壶、尊、灯、盘、碗和圆扣盒等。这些珍贵的文物反映出北齐时期贵族的生活中已经大量使用瓷器和彩釉器。其特点表现为白胎坚硬厚重，青釉泛黄而有玻璃质感。瓷器装饰上肥厚的仰莲、忍冬，粗大的联珠、兽头、粗棱，极富立体感，具有石刻浮雕之艺术效果。一枚嵌蓝宝石的金戒指在盗墓贼的多次洗劫中幸存下来。这枚戒指由黄金戒托、指环与蓝宝石戒面组合而成，指环为一对狮形动物，张开大口，咬住蘑菇状戒托，盘座饰一圈联珠纹，内嵌蓝色宝石，宝石戒面阴刻一头戴面具，手持法物的人，珠光宝气之间，透露着一股神秘。此物应出自中亚或西亚。甚至地中海地区。从磨损程度可以看出墓主人对这个外来之物的偏爱。此外，墓室中还发现一个金元时代的白瓷碗，对确定该墓早期被盗的时间提供了线索和依据。可以想象，如果此墓未被盗掘，我们将会有多少惊人的发现。

　　遍布全墓的彩绘壁画保存基本完整，共约330平方米，气势陕宏壮观，形象生动写实，色彩斑斓如新。整个壁画分三个部分：墓道、过洞、天井内为仪仗队列，甬道口与两壁是执鞭、佩剑的仪卫，墓室内为墓主人宴饮、出行等内容。墓葬壁画彩绘了各类人物、马匹、牛车、神兽，各色仪仗、兵器、乐器、生活什物和诸多装饰图案。画面人物大小与现实相当，栩栩如生，内容纷繁而布局和谐，人物复杂而脉络清晰。无论是壁画人物、生活什物、装饰图案还是出土器物，无不体现出浓郁的异域文化气息。

　　徐显秀墓壁画中，用笔简洁准确，比例适当，注意表现人物、牛马的整体轮廓和结构动态，呈现出简洁概括的造型风格。同时，在造型中充分体现了民族特征，人物多着胡服，发式装束上表现出明显的北方民族的特征，鹅卵形略微拉长的面孔、趋于丰腴圆润的脸庞，丰壮周圆的形体，在造型上呈现出风格化的特征。

　　在大的形体特征下，人物还表现出微妙的个体差异。工匠们找到了富于变化的轮廓线，准确表现人物的面形，不论是正面像亦或是侧面像，虽然结构线条趋于程式化，但在五官变化的细微差异中仍然表现了人物的风姿神釆。在面部的造型上，也强调了鲜卑人和胡人的种族特点，圆额丰颐、发际较高、脸型长圆、细目长眉、鼻梁挺直，体现出少数民族粗犷豪放的形象特征，而胡人高鼻深目、轮廓分明的五官特征也有清楚地描绘。同时也注意到人物不同的动态和神情的表现，好像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姿势和神情。虽然人物描绘中不见起伏跌宕、飘逸流转的线条，但平实质朴、时见缺落、简洁有力的线条的微妙变化也赋予了物象独具特色的风格化造型和鲜活的生命力。

　　在徐显秀墓壁画中，人物设色也很有特点。先以淡墨勾勒轮廓，然后敷色，再在面部的眼窝、眼角、嘴角、颈项等低凹处进行晕染，根据这些部位的轮廓结构，以或淡或重的橘黄色作退晕色，晕染部位多为片状，随着眼部、嘴角等的结构的转折而运笔，富于细微的变化，因用笔的轻重、色彩的饱和度和笔势的流转而呈现出深浅浓淡的色彩差异。这种染低不染高的晕染手法不考虑明暗和光源的来源及周围环境的映照，具有一定的程式化，能大体暗示出入物面部一些部位的转折，使人物椭圆形拉长的圆润面容有一定的起伏变化，表现出一种生动的真实感。同时，人物不同的面部肤色，配以深浅不同的晕染色彩，使面部的塑造在统一中有所变化，表现得更为丰富。虽然这种晕染手法还显得比较粗糙，但已明显反映出对立体效果的追求。在人物面部简洁的轮廓线条下，这种晕染手法正是对人物形体的进一步塑造，并使之获得一定立体感的重要手段。

　　这种染低不染高的色彩晕染还见于同时期的娄睿墓中，但在其他墓室壁画中均未发现，应该不是中原旧有的绘画传统，而是北齐新出现的文化因素。据文献所载，最早对中国画家产生影响的是印度的晕染法，南梁画家张僧繇是其代表。据唐人称，他用印度天竺遗法画的花有凹凸之感，这种晕染法当与印度阿旃陀壁画中的手法相近。在印度的阿旃陀保存下来的石窟壁画中还能看到天竺遗法的余韵。阿旃陀石窟壁画中有一种凹凸法，是在物象的轮廓线内通过深浅不同的色彩晕染等方式，构成色调层次的明暗变化，产生浮雕式凹凸的立体感。印度流行的这种画法不断向周边传播，从4世纪起开始运用于西域的石窟壁画中，并成为西域流行的人物画法。在印度晕染画法的影响下，古代龟兹画工也将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绘画观念融入其中，创造了具有浓郁西域色彩的晕染手法，其特点是较注重装饰效果，而非写实求真，不讲求光感的来源，在不破坏形体完整的情况下对人物某些部位进行强调，是具有一定程式化的表现手法。娄睿墓和徐显秀墓壁画在色彩晕染方面表现出的与龟兹石窟壁画的相似性，与文献记载的张僧繇所用的“凹凸画法”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而这种差异也恰好反映了南北两地同一时期绘画上的风格变化和不同的艺术来源。

　　虽然徐显秀墓几经盗掘，但留存下来的墓志让我们对墓主人的身份有所了解。墓志造型极其少见，雕凿出四脚，像个“石桌”。据墓志记载，墓主人为徐颖，字显秀，恒州忠义郡(今河北北部)人，他自幼生长于北地，少年豪侠。北魏末天下纷乱，军阀蜂起。他先投尔朱荣，后追随高欢，作战勇猛，屡建功勋，逐步升迁。东魏时成为高欢亲信将领。人北齐后，与西魏前线对峙，建立殊功，封武安王，进入高层。武平二年(571年)在戎马一生也享尽富贵之后，死于晋阳家中，享年七十岁。

　　徐显秀墓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让人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同样引起极大关注的太原市王郭村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娄睿死于570年，比武安王徐显秀早一年，徐显秀正是在娄睿死后接过他太尉一职。两位墓主人同殿称臣，职位又如此接近，因此两座墓葬具有很强的可比性，无论是墓葬结构还是随葬品、壁画等方面多有相似之处。但因娄氏一族为北齐最显赫的家族，其随葬品更为丰富，壁画气势也更加宏大，刻画更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