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扬州西方庵新立的一块石碑，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这块碑上，画家郑板桥别出心裁地公布了自己字画的收费标准：“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

　　这是一个彻底的市场主义者的宣言。在有着数千年儒学传统的封建国度，这不啻一声平地惊雷。郑板桥将长期笼罩在艺术市场上酸溜溜的腐臭气息扫荡一空。

郑板桥 《幽篁秀石图》 (667万，西泠印社2014秋季十周年庆典拍卖)

　　作者名气

　　早在唐朝，作者名气就是影响书画价格的重要因素之一。书法家王羲之，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其“书圣”地位在唐初就确定了下来。正是王羲之的知名度，决定了其作品的价格。

　　唐朝收藏鉴赏家张怀瓘，写了一篇有关书法估价的著作，名叫《书估》。据《书估》载：“大王草书字直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书。”张怀瓘在《书估》中还提到，尚书钟绍京爱好收藏，曾“不惜大费，破产求书”，花了数百万贯钱，仅购得5幅王羲之的行书，而买不到其正楷一字。由此不难想象王羲之的书法在唐代价格之高。

　　王羲之书价虽高，在唐代却并非首屈一指。张怀瓘在《书估》中估价古代书法，以王羲之为标准，分为上、中、下“三估”：篆书、籀文为上估，钟繇和张芝的法书为中估，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作品则为下估。可见，钟繇、张芝等人作品的市场价位在王羲之之上。

董其昌 《临淳化阁帖》(局部) (1955万元，中国嘉德2014年秋季拍卖会“大观之夜”)

　　不只是书法，唐朝的名家画作也是价格不菲。初唐画家阎立本受群僧礼聘作《醉道图》，聘金达数十万钱之高;唐文宗时，何阳从事李涿曾以“州县图三，及绢三十疋”从保寿寺寺僧处购得张萱所绘《石桥图》;晚唐画家周昉为郭子仪的女婿赵纵画像，获酬金“锦彩数百段”;白居易晚年时，请著名画工杜宗敬“绘西方世界一部，费钱三万”。

　　此后，历朝历代无不追求名家作品。据明文震亨《长物志·书画价》载：“书价以正书为标准，如右军草书一百字，乃抵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正书;至于《乐毅》《黄庭》《书赞》《告誓》，但得成篇，不可记以字数。”据《听风楼书画记》载：明人书画一般几十两，但董其昌、文徵明、仇英、周之冕达100两。清人书画以“四王”润格为最，王时敏、王鉴几十两，王石谷、王原祁100两。

清 王翚 《唐人诗意图》 (1.265亿，2011年中国嘉德秋拍)

　　今天，艺术市场上屡创拍卖纪录的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吴冠中等，无一不是近百年来的大师巨匠。可以说，正是由于名家作品的市场价值较为稳定，人们才把它们当做保值增值的投资之一。早在唐朝，就有人将收得的虞永兴《与圆机书》剪开按字数出售：“‘卿’一字得麻一斗，‘鹤口’两字得铜砚一枚，‘房村’两字得芋千头。”你瞧，古人比今人懂市场多了!

　　时间远近

　　张怀瓘著《书估》是在天宝十三年(754年)。93年之后，张彦远在撰写《历代名画记》卷二《论名价品第》时，接着张怀瓘的话题继续探讨了历代名画的估价问题。与张怀瓘相比，张彦远更重“时间”。这是因为书法于东晋王羲之便达高峰，后人高山仰止;画则诸代发展，无一家可做万世模范，书画估价自然就有所不同了。

　　张彦远认为，“书画道殊，不可浑诘”。书法作品可以以字为单位拆分为若干个单元来出售，而绘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能以“幅”数来计算。所以古人购画，“不限于大小幅”。今人作画恨不得占满全厅，购画也似乎越大越显气派，真是可笑至极。

　　排除“量”的因素后，张彦远按照时间顺序，将汉魏以降至初唐“俗之所知”的历代名家绘画，分为“上古”、“中古”、“下古”和“近代”四个阶段。即汉魏三国为上古，晋宋为中古，齐、梁、北齐、后魏、陈、后周为下古，隋及唐初只能算为近代之价。其中，上古画价高于中古，中古高于下古，下古又高于近代。

　　展子虔 《游春图》(局部) 绢本，画心纵43厘米，横80.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这幅经宋徽宗题写为展子虔所作的《游春图》卷，是画家传世的唯一作品，也是迄今为止存世最古的画卷。

　　张彦远说，上古之迹已不可具见，倘若还有留存下来的，则为“有国有家之重宝”，是无法论价的;中古画家中，如顾恺之、陆探微，艺术成就为“世之所重，人间切要”，其价可齐上古;下古中的张僧繇、杨子华，画价可齐中古;隋朝画家董伯仁、展子虔、杨契丹、郑法士等，画价可齐下古;而唐代本朝画家尉迟乙僧、吴道子、阎立本，年代虽近，但由于名气大，画价可齐中古。

　　这就是说，时间越古的作品越值钱，越有收藏价值。到了明朝，当时的晋唐名迹价格一直很高，如王羲之《瞻近帖》，大小不过一尺见方，售价就达2000两银子。与之相比，明代书家的书法作品的价位就太低了。较高的如祝允明、王宠等人的单件作品也不过20两银子。就连当时名动宇内的董其昌，其书法价格也不高。他曾经想以“书素绫百幅、黄金箑二百”换取《淳化阁帖》(时价大约1000两银子)，居然被拒绝了。明人唐志契《绘事微言》记载，五代山水画家荆浩一幅画卖得200两银。那当时画家的画作市场行情如何呢?唐伯虎、董其昌等大家的书画作品也只有二三十两。

　　《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代表作，因卷首“十七”二字而得名。原墨迹早佚，现传世《十七帖》是刻本。《十七帖》共二十九帖，《右军书记》录文共有二十三帖。《瞻近贴》为其中之一。

　　到了清朝，书画行情亦是如此。王维的名作《江山雪霁卷》售价为一千三百金;倪云林的一幅山水，估一百二十金;无名氏古人作《汉宫春晓图》索价只二十金，《海螺图》更低，“割爱售去，得银十两”。相比之下，当朝画家的画价就十分可怜了。郑板桥乃一代名士，也仅自定画价为“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郑板桥尚且如此，专门画驴的杨良也就只配“一驴换牛肉一斛”了。

(传)王维 《江山霁雪图卷》(局部) 全卷28.4cm* 171.5cm 日本京都小川家族收藏

　　今天，明代时就是天价的王羲之、怀素和米芾的书法，依然还是保持“天价”。2002年，米芾的《研山铭》以2999万元拍卖成功。2010年，王羲之的《平安帖》最终以3.08亿元拍出。2010年，黄庭坚的书法长卷《砥柱铭》以4.368亿元成交，创下了中国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这说明，时间远近自古以来就是影响画价的重要因素之一。

　　米芾 《研山铭》 绢本手卷，行书，卷纵36厘米，横136厘米，用南唐澄心堂纸书写行书大字三十九个。藏北京故宫博物院。(2999万，2002年中贸圣佳秋季拍卖)

　　实际上，艺术作品越古越贵，也就是说同一作品的价格应呈上升趋势。今天，我们由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一卷宋高宗临本《真草〈千字文〉》的卷后题跋中可以看出，这帧卷子在明万历七年(1579年)为大收藏家项元汴购得，价钱是“五百金”。53年后，即崇祯五年(1632年)，韩逢禧买得此卷时，已值“一千金”，涨了100%。又过5年，即崇祯十年(1637年)，李永昌再从韩家购得，价格虽然仍维持在一千金，但要外搭宣德炉两座。

赵构《临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 此卷是临虞世南真草二体千字文，得虞世南之圆润而略乏笔力。

　　作品质量

　　张怀瓘在作《书估》时，为“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为标准”。但张怀瑾又明确指出，王羲之草、行、真书价值截然不等，目的即为纠正世人“但以王书为最，真、草一概，略无差殊”的肤浅之见。

　　这就是说，一幅作品的价位，除了看作者名气、时间远近，还得看作品质量。王羲之书法价位比较昂贵，其名作价格更为不菲。张怀瓘在《书估》中说：“至如《乐毅》《黄庭》《太师箴》《画赞》《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为国宝，不可计以字数。或千或万，唯鉴别之精粗也。”

　　作为王羲之的代表作、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价格之高更是几于“天价”。据唐何延之所撰《兰亭记》记述，太宗在房玄龄的建议下派萧翼设计巧赚《兰亭序》后，房玄龄因举荐有功，得赏锦彩千段，萧翼也擢拜为员外郎加入五品，并赐“银瓶一、金镂瓶一、玛瑙碗一，并实以珠。内厩良马两疋，兼宝装鞍辔。庄宅各一区”。唐太宗对辩才和尚也未治罪，反而赐其“锦三千段，谷三千石”。李冗在《独异志》中说唐太宗得到《兰亭序》后，“爵赏之外，别费亿万”。这些爵赏、花费虽不是《兰亭序》的直接交易价格，却是其价格的间接体现。

王羲之草书绢本摹拓《平安帖》 (3.08亿元，2010嘉德拍卖)

　　在《书估》中，张怀瓘更是以王羲之和其儿子王献之的价格为例，说明了作品质量的重要性。王羲之和其儿子王献之，两人的作品风格各有特色，“子为神骏，父得灵和”，王献之的作品还有“惊奇”的审美效果。但为什么王献之作品的市场价位比父亲王羲之略低一些呢?按照张怀瓘的说法，是因为王献之的作品“时有败累，不顾疵瑕”，还有用笔上的缺点。两人虽都列为一等，但高低之别是明显的，“故减于右军行书之价”。

　　同张怀瓘评判书价的标准一样，张彦远也尤其强调书画质量在定价中的重要性。如“张颠以善草得名，楷隶未必为人所宝”，然而张彦远说他曾见过张颠所作小楷，水准相当于乐毅、虞世南、褚遂良之辈;“韦鸱以画马得名，人物未必为人所贵”，张彦远评价其所见韦酶画人物，可以与顾恺之、陆探微相比拟。对此，张彦远总结道：“中品艺人有合作之时，可齐上品艺人;上品艺人当未遇之日，偶落中品。唯下品虽有合作，不得厕于上品。”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犯唐朝人只重名头而忽略作品质量的错误。

　　黄庭坚 《砥柱铭》，行书。抄录唐代魏征《砥柱铭》，此卷长8.24米，共计82行407字，但加上历代题跋，总长近15米。《砥柱铭》卷作于1095年前后，作品经王厚之、贾似道、项元汴等收藏，长期流传于中国民间，20世纪上半叶从广东流往日本，为日本有邻馆收藏。2010年6月3日，保利春拍中国近现代、当代书画夜场，《砥柱铭》书法长卷经过近70轮的激烈竞争，叫价最终定格在3亿9千万元，加上佣金成交价高达4.368亿元人民币。

　　市场供求

　　总体来说，在古代艺术市场，年代远近、作者名气及作品质量基本决定了一幅书画的价格。但在交易的过程中，作品的价格还受到交易双方主观因素的影响。

　　李绰《尚书故实》所记《清夜游西园图》的三次交易，间隔时间并不太长，按理作品价值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但交易额却为绢数匹、三百匹，钱三百不等。差别如此之大，也正源于交易者对该作的好尚不同。正如张彦远所说：“好之，则贵于金玉;不好，则贱于瓦砾。要之在人，岂可言价?”

　　明代著名收藏家项元汴，爱在所藏书画上记下价钱、加盖印章。在其藏品中，仇英的《汉宫春晓图》价值两百金，而文徵明的《袁安卧雪图》仅16两，唐寅的《画嵩山十景册》仅24两。但到了后来，仇英在“明四家”中排在沈周、文徵明、唐寅之后列最末，且是四人中唯一没有在《明史》有传的。人们有理由怀疑，仇英画作是项元汴一手炒作起来的。

明 仇英 《汉宫春晓图(局部) 绢本重彩，纵30.6cm,横574.1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最后让我们回到郑板桥身上。话说郑板桥笔榜发布后，前来求字画者门庭若市。当时江西有位张真人，受乾隆召见进京，扬州的富商争着要逢迎拍马。有位富商想玩点高雅的，就请郑板桥为其写副对联。由于对联尺寸太大，郑板桥索价一千两，富商讨价还价为五百两。哪知郑板桥写了“龙虎山中真宰相”的上联后就不肯写下联了，并说道：“原索一千金，君应五百金，所以只书上联一页。”商人只好如数奉上，他才写了“麒麟阁上活神仙”的下联。郑板桥真不愧为一代宗师，其卖画的能力也是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