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中期 紫檀大画案(图一)

　　长192.8cm 宽102.5cm 高83cm

　　(见庄贵仑《庄氏家族捐赠上海博物馆明清家具集萃》，两木出版社。)

　　此案卓然特出，为王世襄、庄氏旧藏，现展列于上海博物馆。

　　明式家具案子腿和牙头的结体，应分为三式，一为夹头榫，实物较常见;二为插肩榫，较少见;三为“平肩榫”，更为罕见。

　　本例为明式家具插肩榫案子晚期代表，从器物和图案形态看，其年代应为清早中期之交，理由如下：

　　(一)从形态和图案观察

　　1. 案上的云纹式牙头，呈后进的变异性，如建筑斗拱结构中，探出弓形的“拱”，是云纹与常规插肩榫的结合后出现的一个新式样。这种云头在明式家具中，仅见，是明式家具发展后期的智慧成果。传统插肩榫范式，有以罗锅枨加强对牙板的支撑，未见过云纹牙头着力。此例案子云纹牙头构件不但支撑牙板，而且已经变异如“拱”。这种“拱式”结构，作用一是可加大对牙板的支撑力，二是成为颇富张力的装饰;

　　2.侧脚消失，四腿垂直。常见的早期黄花梨插肩榫案腿足部，或光素，或线脚竖垂，如一炉香、两炉香等，足端为卷云纹或仰覆云纹，纹饰均为圆形线条，腿有挓度，无碍观瞻，没有违和感。现在此案装饰已变为大量横线和回文，侧脚形式会使其倾斜不堪，尤其是对成组的回纹影响更大。此类案子为保证雕饰图案的垂直、平衡、对称、完整，“侧脚”作法一定要退场，四腿必须趋向垂直。在后世乾隆时期的家具制作中，四腿则基本是绝对垂直。那是更繁复的横向纹饰所决定的。

　　仔细观察本例实物，不算足端，其腿上宽下窄，在处理上，左腿左侧和右腿右侧，即双腿外侧为垂直，而各自内侧稍为外斜。内侧保留了传统的侧脚风格，腿部外侧的垂直又适应了雕饰横向图案要求。

　　2.足部宽出的双马蹄和双层纹饰，尤其是相背的回文，接近清中期风格;

　　3.前后腿间的拉枨下移，呈变异形态，前所未有。

　　总之，本案所有的特征与明代插肩榫案子都相去甚远，在清早期风格案子中也是偏晚的。

　　我们可以罗列几件年份久远的插肩榫案子，比较鉴别：

　　明晚期 黄花梨平头案(图二)

　　长127.3cm宽40cm高74cm

　　(艾克《夏威夷收藏中国硬木家具》火奴鲁鲁艺术学院)

　　明晚期硬木案子曾经吸收了柴木案子的壸门式牙板，这种牙板以后被直牙板取代。本案极其简洁，构件上无起线，只有足部两侧呈花芽状云纹装饰。壸门式牙板和尖花芽足部都体现了早期鎪挖工艺。侧脚明显。

　　明末清初  紫檀平头案(图三)

　　长95cm宽50cm高82cm

　　(寒舍主人蔡辰洋《紫檀》)

　　本案范式仍然是壸门式牙板和尖花芽足部，只是鎪挖装饰工艺使用更多，足部为两侧鎪挖仰俯云纹，正面浮雕云纹，边沿起线。侧脚明显。年代应晚于上例平头案。

　　明末清初  紫檀翘头案(图四)

　　长121.7cm宽30.5cm高82cm

　　(见于安思远《洪氏藏木器百图》)

　　侧脚明显，翘头，直牙板，出现牙头装饰，云纹内卷，已脱离早期云纹形态。腿子有“一炉香”线条，足下浮雕云纹，两侧鎪出云纹。

　　(二)从题刻文字观察

　　有人会说，王世襄先生在论及这件大案时，曾指出此案可能是明末清初的宋荦“家中世传之物”。(“其父宋权、祖宋纁，皆官居显要，此案可能是西陂家中世传之物。”)“世传”之意，当为明代制品。

　　前面已进行形制分析，认为此案年份为清早期风格偏晚。进一步详审题刻铭文，也认为此案明代制作的看法有待商榷。

　　在案子的一侧牙板上，有光绪丁未年(1907年)溥侗的题识：

　　“昔张叔未藏有项墨林棐几、周公瑕紫檀坐具，制铭赋诗锲其上，备载《清仪阁集》中。此画案得之商丘宋氏，盖西陂旧物也。曩哲留遗，精雅完好，与墨林棐几，公瑕坐具，并堪珍重。摩挲拂拭，私幸于吾有夙缘。用题数语，以志景仰。丁未秋日，西园嬾侗识。”

　　此段铭文，何以解读?此话题牵扯历史名人太多，疑问也多，容一一道来：

　　溥侗铭文云，此案为宋西陂旧物。宋荦，号西陂(1634-1713)，河南商丘人，为江苏巡抚时，康熙帝誉其“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后官至吏部尚书。宋荦又富诗、书、画之名，有论者认为其为清代学宋诗派中重要的诗人。宋收藏古物颇丰，名重天下，鉴赏之精，称誉于北京古玩商界。其自称：“余尝云黑夜以书画至，摩挲而嗅之，可辩真赝。”宋著有《西陂类稿》等十余种书。一身兼数职，康熙重臣、大诗人、大收藏家、大学者。宋西陂名人效应可谓大矣。

　　溥侗又称此案可与张叔未藏“项墨林棐几、周公瑕紫檀坐具，并堪珍重。”此等断言也来得唐突。

　　张叔未曾藏有一只桌(几)子，桌腿部刻有明代著名收藏家项子京(墨林)三方印章。张为其撰文，铭刻桌上，其铭曰：“棐几精良，墨林家藏。”铭文拓片收入张叔未《清仪阁藏古器物文?》中，而非溥侗铭文所言“《清仪阁集》”

　　所说另一紫檀椅子，椅背上刻有明代诗人、书法家周公瑕的诗作：“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二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张叔未在其《清仪阁杂咏》，记有此清末民初徐珂《清稗类钞》云，此椅“为海盐黄椒升都事锡蕃所藏，因乞叔未书之，复刻于上，并钤古鉴斋印。”这里“乞叔未书之”与椅上铭文所言椅为张叔未藏器相左。

　　请注意美国收藏家收有四张紫檀椅子，分别刻有周公瑕、清人吴云、、、、?

　　其中一张椅子，也有周公瑕诗铭，文物界普遍以伪款视之，此四椅铭刻均为清人吴云(1811-1883)命人仿刻。当然美人所藏椅和张氏藏椅不是一物，切勿混为一谈。

　　在一段短文中，共有五个特大名头，宋荦已简述，再来分述张叔未、项墨林、周公瑕、溥侗。

　　张廷济(1768-1848)，号叔未，堂号“清仪阁”。善书画，工诗词，精于金石考据，各类古器文物收藏甚富，文物鉴赏尤为擅长，名重一时。

　　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别号墨林山人。画家，又号称收藏史上最大收藏家，，其“天籁阁”收藏，空前绝后，“极一时之盛”。

　　周天球(1514-1595)，字公瑕， 少年学于文徵明门下。善书大小篆、古隶、行书、楷书。画花卉亦精到。

　　张叔未著录中记载之紫檀一桌一椅，因与收藏大家张廷济相关，早已被人关注，成为历史记忆中的名器。如吴云曾命人仿刻，而且在徐珂《清稗类钞》也曾记载。

　　爱新觉罗·溥侗(1871-1952)，号西园，字后斋(厚斋)，别名红豆馆主，清帝傅仪族兄。其父世袭辅国公，后兼理民政部总理大臣。溥侗为“民国四公子”之一，能书善画，长于文物鉴藏和古典文学。棋、琴、昆剧、京剧无所不精。

　　巨大名头，复加数量巨大，所以我们的疑问就来了，题刻名人之名，对于古物来讲，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这首先要警惕有加：

　　传统考据学原则认为“孤证不立”，任何一条古史史料，如无旁证，便会遭到质疑。历史上，诸多因素，可以导致出现不实记载，无实证又无旁证，当为“不立”之由。

　　古器物上的题刻，有实物为证，则另有其特殊性。任何认定题刻真实呢?笔者认为，综合各家意见，可以形成这样的判别真伪的思路：

　　一、     文字记载中孤例史料，没有包括实物在内的其他过硬佐证，不足为凭。

　　二、     古物题写或刻款者，往往是孤例，但有实物在，真伪的辨析要点为：

　　1、张中行曾言：古砚之上，无硬证据的铭款，均不视作真品。这话虽然说得狠了些，但有重要参考意义。铭款的字体、文意、刀刻字口风化程度等是第一个考察点，如均无明显疑义，款识中有无可增加利益的商业要素是判定的一个关键。张中行的古砚之论，是因为古砚铭文均为名人“遗泽”，只是名人的真伪和名头的大小罢了。在流通中，名头可以提高器物的经济价值，有助厚价，这是作伪的操作点。张中行未提此点，因为砚铭和名头是一体的，意思已包含其中。所以张中行强调另外的“硬证据”。

　　古物流通，多经鬻古者之手，其间真伪诡谲故事时常发生。家具刻款固然难于砚台，但既然能刻，便会者不难。有商业要素、有名头的铭文，如无旁证，“有罪推论”是必要的，尤其是作为学术研究的年代标形器。

　　所以，古物题识，如果有商业要素，则需要有“硬证据”了，即要有其他过硬的佐证，才可认定为真。诸如古砚，有当事人的著录，其拓片与实物，物影相合，一丝不苟者，方可信之。比如，一方纪晓岚款识的旧砚认定，须与《阅微堂砚谱》中相应拓片相符，包括各种伤碰痕迹。

　　古物无旁证，一旦题有名人款识，有提高其经济价值的隐含，那么一定要存疑。有其他过硬的佐证才可认定为真。不然，世界上名家之作岂不太多，海量的字画、砚台等等，家具刻款固然较少，但意味一样。本书在判定明万历年款紫檀盘、崇祯年款铁力翘头案，论述了这一判定原则(见、页)。

　　铭文中提到的宋荦、落款的“西陂嬾侗”，都存在上述问题，款无旁证，且有商业品牌之效。从学术角度，质疑其真伪，完全有理由。

　　再来详审铭文其他内容，1907年，溥侗偶得一案，便指其与张廷济藏品“并重”。

　　张廷济去世于1848年，此时已过去六十年。况且那紫檀桌、紫檀一椅，溥侗本未见过，只存在张氏著录之中。为何那么隆重地拉入铭文，然后，又将自己的藏品称与其“可堪并重”。起码今天看来这种文字，无端无由，又攀龙附凤。

　　概言之，以苛刻的学术立场质疑，我们发现，这段铭文中的宋荦、溥侗之名，没有任何举证证实，且此类名头富有极大商业回报性。紫檀棐几和紫檀座具的传说中，又包涵了三个庞然大物，项子京、周天球、张廷济，无来由地将它们与自己的案子相提并论，刻铭者是否有商业用途呢?

　　如果有人认为，上述对紫檀大案款式、铭文的一切质疑都不能接受，那么我们可以退避到铭文自身。铭文称此案为宋“西陂旧物”。宋西陂，生于1634年，清朝开国时，才十一岁，卒于1713年，为康熙重臣。他八十年生命，轨迹主要存在于清代，死时已为康熙末年。其旧物也应视为清作，应与明代无关。“西陂旧物”也不能释读为“世传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