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圈的社交平台与自媒体古已有之，中国古代有文人雅集，艺术家在私家园林里纵酒欢歌、挥毫作画。18世纪的欧洲有艺术沙龙，艺术家在贵妇的客厅里高谈阔论、臧否作品。雅集和沙龙不仅是艺术家结交同志、应酬知己的社交工具，也是一个阶层维护自身的美学价值和秩序的工具，更是个人舒展才华、发表观点的自媒体工具。雅集和沙龙同时也是贵族和富豪在艺术圈彰显影响力的工具，也是文学家、剧作家与艺术家跨界交流的工具。

　　技术的进步带来工具的更新换代，今天艺术圈的社交平台和自媒体有了加强版——微信与微博——其即时沟通、语音交流、图片呈现等功能，让沙龙和雅集皆黯然失色。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倘若宋、元、明、清的中国艺术圈或者18世纪的欧洲艺术圈有了微信与微博，会发生什么事?艺术圈的生态会发生什么变化?

　　倘若古代的艺术圈有了微信与微博，藏家与画家天涯如咫尺，藏家再不必跨越千山万水寄一封委托信，费尽心思地向画家求一幅画，双方可以直接在微信上私聊，谈笑间交易成功。当然，画家也可能面临着诸多藏家在私信中不停暗示催促的窘境，沈周和倪瓒可能要不断地把索画者拉进黑名单。

　　倘若有了微信与微博，项元汴等大藏家就可以随时炫耀藏品，而不必担心安全，观者也可以大开眼界。要知道古代没有美术馆，学画者没几人能像幸运的仇英一样住在大藏家的宅院里临摹佳作，大多数寒门子弟学画经年都未能观摩几幅真迹。

　　宋代的皇家画院也可以在微信、微博上展示历年的佳作，考试的学子们通过观赏作品就能了解到画院的要求，而不必惶惶然地面对“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一类的试题不知如何下笔。

　　倘若有了微信与微博，文人画家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网上的雅集聚会，不必担忧借不到富商的私家园林，也不必为了场地酒席的赞助而勉为其难地巴结富商，雅集上的书画作品结集成册时，也无需硬插入大富豪未入流的作品。当然，明末清初的文人画家在在微信与微博上缅怀故国、贬斥当今的时候，恐怕也得小心清廷“粘杆处”的监控。

　　倘若有了微信与微博，历代的“非主流”的艺术家更容易寻到知己。民间画坊的风俗画家和寺庙里的禅画僧人可以与同志互诉衷肠，长久以来被朝廷画院和文人画派压抑的风俗画与禅画也不必远渡扶桑觅知音。诸多后生倘若无法像“杰出青年”文徵明和唐寅一样，在前辈沈周的提携之下跻身名流大咖的大趴体，他们也可以凭微信和微博联络，来一场“非主流”的迷你趴。

　　倘若18世纪前后的欧洲艺术圈有了微信与微博，那些欠下满身酒债的艺术家就不必冒险去酒馆也能与同行激辩，更多的新晋艺术家不必通过沙龙也能崭露头角。

　　倘若有了微信与微博，受到的影响恐怕就不仅仅是酒馆咖啡馆的生意和沙龙的浓烈氛围。也许更多的欧洲画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洛可可画家布歇能看到中国画家的作品，就不会虚构出错漏百出的“中国宫廷画”。印象派画家有机会与东方艺术家沟通，受到东方艺术影响的可能就不仅仅是梵高和马奈。

　　倘若有了微信与微博，学院派和美术沙龙就会受到“非主流”艺术的更大压力，也许库贝尔的《画室》和《奥尔南的葬礼》就不会被沙龙博览会拒之门外。倘若有了微信与微博，巴黎的画商寻找隐居的塞尚就不必再通过经纪人。莫奈等人可以在微信和微博上找到更多的同志，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印象派也许更早登场。学院派和美术沙龙的权力也许会受到制约，微信和微博会改变艺术圈内权力结构的微妙平衡。

　　在我们脑洞大开、穿越时空地幻想了一把微信与微博对古代艺术圈的影响与冲击之后，再回到现实，看看微信与微博对今天的艺术圈生态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

　　微信与微博作为即时沟通和展示的社交平台与自媒体，能不能打破艺术圈原有的秩序?弱势的后生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与大咖交流?艺术圈会不会因为无时无刻的交流而更加有活力?艺术家可以随时随地展现自己的创作与生活，会不会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艺术会不会因为微信与微博而普及?艺术与文学、音乐、哲学会不会有更多的跨界交流?事实上，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艺术圈的微信与微博上最常见的是晒各种艺术展的照片——但是极少有对展览的中肯批评。艺术圈的年轻人晒展览炫耀自己到此一游，大人物晒展览以名声为朋友做人情。尽管微信与微博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方便来表达和辩论——倘若在宋代，我们会在微信与微博上看到文人画家与宫廷画家的对峙;在明代，我们会看到吴门与浙派的辩论——但是在今天的微信与微博上看不到观点对峙与学术辩论，我们无意得罪朋友，也无意挑战权威。

　　艺术圈的社交平台与自媒体上最热门的是“微拍”——以微信与微博作为平台的拍卖。微信与微博作为传播技术的巨大进步，仅仅被当作为商业与消费提供的一个机遇，我们没有把这个平台的巨大进步视为普及艺术、交流思想和经验的权利。倘若18世纪的欧洲有了微博，相信是那些渴望自己的艺术理念获得更多认同的新派画家在狂欢，而不是画商。

　　我们偶尔也在微信与微博上晒书单放音乐，但是我们对晒出来的文学和音乐往往只有感怀，没有灼见。在没有微信微博的年代里，那些艺术圈内与圈外的真诚交流——福柯和玛格利特，左拉和马奈，毕加索与阿波利奈尔——那些哲学、文化与艺术的跨界联谊，今天的微信与微博上全无踪影。

　　微信与微博不仅没有跨界，也没有跨越“阶层”，更没有跨越“团体”。我们极少看到艺术大咖与后生的交流，也看不到不同的“利益群体”或“派系团体”抛弃“派别身份”来共同探讨一个学术问题。倘若不同派系在生活中难得坐在一块喝茶或研讨，微信与微博无疑是一个理想的交流平台，遗憾的是，技术的进步无法超越利益与人情。

　　当然，我们还常常看到艺术圈中人对时政与世风的批判，但是在微信与微博上痛心疾首之余，并不妨碍我们转过身去娴熟地遵循江湖潜规则行事。人情、义气、小团体对公平秩序的破坏和对学术的侵蚀，在我们看来与腐败时政或堕落世风无关，我们那只点赞的手永远是无奈和无辜的。

　　技术的进步让我们拥有了远比旧时的雅集和沙龙更完美的社交平台和自媒体，但是我们在微信与微博上看到的并不是无所畏惧的坦陈胸怀，并不是前辈对后生的提携，并不是新人对权威的挑战，并不是跨越阶层与派别利益的学术辩论，并不是跨越界别的文化思潮的碰撞。

　　同样是社交平台与自媒体，雅集是中国文人画家巩固一个阶层的审美与文化的工具，欧洲沙龙是新派艺术家挑战旧价值的工具，而今天的微信与微博，在它重新散发出理想主义与自由精神的光芒之前，只不过是艺术圈的一个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