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书之要在于变。书法之变乃如古今风俗礼仪规制之变，唯变则通达，更如人种进化之迭代变异。父辈人种、形貌传至子辈，虽有形貌之相似，但已有变异，若无父辈之遗貌，则人种无亲矣;但若只有父辈之遗貌而无新变，则人种不复能进化矣。故书法之妙，在于似与不似、变与不变之间。举凡书法发达之世，则以变为其最要之表征;举凡一流书家，皆以其变为表征。

蔡邕作品

　　蔡邕之创飞白，崔瑗、杜度之变草，钟元常之变汉隶为今隶(真书)，刘德升之创行书，王逸少之变汉分古体为今体，颜平原之以汉分、北碑入行草，杨少师之以汉分变行草之法，康南海之以碑体改造颜体，谭延闿之以行草变颜体，于右任之以北碑创变行书，沈寐叟之以简牍变草，凡此种种，皆有创化之功。书虽以自然为尚，然于一流或顶级书家而言，则应追求自然的不自然，侧重于其笔法之创变。以此征之，书法之变，累世所在多有，然以余之见，当以汉为最，汉人之成就，非变也，乃引领后世法书之变也。汉以降历代大家作手之变，皆莫不以汉人为皈依。余不论，单以草论，汉时草书即有十数种之多。汉人草书名目之繁多，书体、笔法之开放、自由，气象之宏阔，皆迥出于其他所有时代。

　　汉之变秦分为隶，乃一大变。此变非仅书体之变，乃笔法之变也。变篆分之圆笔顺势为隶分之方笔逆势，此书法史笔法之大变也。

　　诚如康南海所言：“秦分(即小篆)裁为整齐，形体增长，盖始变古矣。然《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自此日变，若《赵王上寿》、《泮池刻石》、《坟坛刻石》，下逮《少室》、《开母庙》、《建初残碑》、《三公山》、《是吾》，碑体皆方扁，益笔茂密。至《褒斜》、《郙阁》、《裴岑》、《尊楗阁》、《仙友》等碑，变圆为方，削繁成简，遂成汉分，而秦分笔未亡。建初以后，变为波磔，篆隶迥分。于是《衡方》、《乙瑛》、《华山》、《石经》、《曹全》等碑，体扁已极，波磔分背，隶体成矣。夫汉自宣、成而后，下逮明、章，文皆似骈似散，体制难别。明、章而后，笔无不俪，句无不短，骈文以成。散文、篆法之解散，骈文隶体之成家，皆同时会，可以观世变矣。”终汉之世，书法无日不在变中，此变非仅体势之变也，实乃笔法之变也，此变局之中，有进新，亦有复归，新旧交错，今古杂错，乃开百世风气之先也。

　　自汉至晋，书法之气象、格局为之一大变，由阳刚走向阴柔。至此，书法完成了由男性化的阳刚审美向女性化的阴柔审美的过渡。由汉至晋的两个关键人物即是蔡邕和王羲之。从蔡邕到王羲之，中间又经历了一个关键人物：卫夫人。

　　故清代碑学的复兴，实际也是书法阳刚之美学的复兴，清代碑学的重量级人物，在人格上也有阳刚、磅礴之气象，如康南海、梁启超、曾国藩即此中龙凤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