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统治者虽然也是游牧民族，但在殷志强看来，元代玉器的汉化程度比辽金要明显得多，因为整个元朝的文化是由汉人来主导的，玉器受文人画影响很大，大型玉器的雕造更可谓前无来者。

　　就器型而言，元代玉器大致可分为实用器和佩饰两类。食用器有各式玉杯、玉海、玉樽等;佩饰器则有玉饰器、玉带钩、玉帽统、玉发簪、玉带扣等。另外，也有作为文房用的玉墨床、玉臂搁、玉押、玉炉顶等。“元代社会的民族构成很丰富，文化上比较多元，不同地区又有不同习俗。因此，玉带钩、玉带扣在南方比较多见，北方则戴帽子的时间多，所以玉帽饰比较流行。”

　　工艺上，元代玉器受发达的文人画牵引。在图案上，除了龙凤以外，还有文人喜欢的松、竹、梅等;构图上也不会做得很满，常常留有余地，像山水画作品，追求的是意境，不喜欢匠气太重。所以元代的玉器比较强调整体造型，让人感觉很大气。“我们一般说小家碧玉、小巧玲珑，元代玉器却是以大为美，不拘小节，在打磨上不会很讲究，通常只强调器物表面的完善，内部制作则较粗率。”

　　玉料上，元代的玉料比辽金时期更杂一些，像“渎山大玉海”用的是河南南阳的独山玉，这也证明了元朝时独山玉作为玉石的一种已被大规模加工利用。

　　“渎山大玉海”也是最能体现元代玉器风貌和工艺水平的作品。作为现存最早的大型玉器，“渎山大玉海”在历史上流传有序，元明清三代都有记叙。

　　据《元史》所载，“渎山大玉海”是由元大都皇家玉工制作的，完成于公元1265年，为元世祖忽必烈犒赏三军而制，后一直安放在广寒殿上。但明朝万历七年端午前一天的一场大火，使广寒殿突然倒塌，“渎山大玉海”及其底座被迫运走。几经辗转，“渎山大玉海”与其底座分离，流落到西华门外的真武庙内，成了道士们的腌菜缸。

　　直到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真武庙重修时，这个大“菜瓮”的价值才被人们发现，因此被移到了庙内，被称为大“玉钵”，成了真武庙的镇庙重器，庙名也改为“玉钵庵”。干隆十年(公元1754年)的一天，干隆皇帝到“玉钵庵”游览，一眼辨认出这大“玉钵”竟是元代流传下来的著名玉雕作品——“渎山大玉海”。他立即命人用千金把玉钵买回来。

　　干隆皇帝收回“渎山大玉海”后，将其安放在了北海团城的承光殿内，并先后命人重新修整了4次，还配制了一个新底座。之后，干隆皇帝又命人在承光殿前修建了一座小亭子，取名为“玉瓮亭”，专门用于安置“渎山大玉海”与新底座。此外，干隆皇帝还为这件国宝亲笔题写了三首诗，并镌刻在玉器的腹壁上。

　　综观整个“渎山大玉海”，形体厚重古朴，气势宏伟;其雕琢装饰继承并发展了宋金以来的“起凸手法”，随形施艺，俏色处也颇具匠心。在我国玉器发展史上，“渎山大玉海”可谓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不仅开创大件玉雕的先河，在世界玉石业发展史上也十分罕见。

　　鉴赏要把握美的规律

　　在辽金元玉器的鉴赏上，殷志强认为，无外乎把握以下几条规律：

　　首先，古玉即便本身玉质洁白无瑕，留存至今不可避免都会有包浆，所以在辨识上，包浆是非常重要的依据;

　　其次，辽金玉器虽然做得非常精细，但毕竟是人工的，放到高倍放大镜下一看，手工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线不可能太直，花叶的经脉不可能非常细，而现在的仿制品，因为多为机器工，反而精美到一丝不苟，纹丝不乱。”

　　另外，要鉴赏辽金元时期的玉器，必须有一定的美术修养，能够把握美的规律，对绘画史中花鸟画、宫廷画、文人画等类型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因为玉器是当时整个社会工艺美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单讲玉料、刀工，可能连美丑都分不清，这样看一辈子，也提高不了自己的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