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套日本著名学者写给大众的著作，兼具严谨性与专业性。

　　宫本一夫

　　1958年生于松江市。京都大学文学部毕业。京都大学文学研究院硕士、(文学)博士学位。曾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教、爱媛大学教授。现任九州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专攻东亚考古学。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一卷《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的作者。

　　“且看日本学者如何讲述中国历史，”恐怕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日] 宫本一夫平势隆郎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版)受到中国读者追捧的最大原因。

　　2004—2005年间，作为日本讲谈社建社一百周年的献礼之作，《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在日本出版。这是一套日本著名学者写给大众的著作，兼具严谨性与专业性。每卷均由这个历史时段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撰写：宫本一夫、平势隆郎、鹤间和幸、金文京、川本芳昭、气贺泽保规、小岛毅、杉山正明、上田信、菊池秀明……

　　今年，这套书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出版中文版。据了解，第一版印刷2万套之后，迅速加印了3万套。截至目前，十卷总销量已达75000册——对一套定价高达500元的准学术图书来说，这是相当不错的销量了。

　　日本学界素有著名学者为大众著书普及的传统，而在中国，由一流学者撰写的通俗读物并不多见。

　　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评价这套丛书时说：“我并不以为，当下的出版界之所以希望引入外国人写的、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能引人入胜的大众史学作品，只是因为中国学者都放不下‘专家’身段去从事那种创作的缘故。这里面更多的，其实还是写得出、写不出，或者说得更尖锐一些，是即使写出来了，能不能让人看得下去的问题。尽管不必采用绵密引征和系统论证的阐述形式，大众史学在需要把历史叙事还原到亲历者们的切身感知、还原到总体历史图景、还原到根本价值关怀方面，以及在它需要能反映最前沿的已有研究成果方面，一点也不比对于更‘专业化’学术写作的要求为低。”

　　“我们希望让国内的读者看到一套真正专业、前沿、有创见的中国通史。给大家提供一个看待中国历史的新角度—看看日本学界最优秀的学者是如何跟普通读者讲述中国历史的。”在谈到《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引进中文版的价值时，责编杨晓燕说。

　　从出版社提出报价到最终出书，《中国的历史》中文版出版历经五年时间。此次出版的十卷中文版以日本原书为模板(中文版未收录原丛书第11卷《巨龙的胎动：****与****》和第12卷《中日关系史》)，版式、要素、编排、呈现都力求接近;所有地图，中文版几乎重新全部依样制作;黑白图片以及彩插，中文版以日文原书为线索，在配图上有所更新。合同规定，中文版原则上不允许增删，一切增删均需原作者同意。

　　近日，第一卷《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的作者宫本一夫来到中国。

　　日本学者的研究优势

　　时代周报：相比中国学者，你认为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有哪些不同的角度?

　　宫本一夫：中国学者一般认为，中国历史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也就是农业社会的历史。但事实上，中国还有其他经济形态，如热带地区和北极地区的狩猎采集社会的历史。

　　从夏朝、商朝，到秦朝和汉代，中国经济方面的中心确实都在中原地区。在旧石器时代，生活以狩猎采集为主，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定居，村落出现。由于气候原因，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农业活动分别开始出现，长江中下游种大米，黄河流域种黍、粟。随着农业气候的变化，长江流域的大米慢慢北移，所以黄河流域除了原有的粟，还有大米，谷物种类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人类开始出现分工，也开始贸易，社会上的阶层关系越来越复杂。社会的复杂性越来越大，这是农业社会的特点。而在其他狩猎采集的地区，没有这种复杂性，人们是平等的关系。相比之下，谷物种类丰富、农业生产力较高的中原地区越来越发达，所以以前的中国学者都是对农业社会的发展过程感兴趣。

　　但从历史性的发展来看，以中华文明为主干的历史观只是着眼于一方的区域历史，在把中国史或东亚史全体作为论题的时候，这种历史观难免失之偏颇。在我看来，是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共同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这是一种两级构造式的历史观。

　　时代周报：和欧美学者相比，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有哪些优势?

　　宫本一夫：首先，我们看得懂汉字。特别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可以看得懂文献记载，水平就会比欧美人要高得多。我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习中国考古学，但当时并没有认真学习汉语，直到1991年在北京大学留学，为了更好地从事中国考古的研究，才真正学会了汉语。

　　考古学本来是从欧美过来的，日本的考古方法跟欧美的研究方法接近，但从历史的研究方法来看，日本又比较了解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再加上日本自己的历史研究方法，就可以把三者联起来学习、研究中国历史。

　　被忽视的北方游牧文化

　　时代周报：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社会在中国历史发展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宫本一夫：北方草原地区的范围比较大，现在中国西北部的甘肃、青海和新疆，中国西边的哈萨克斯坦、黑海北部地区，都是草原地区。东起长城一带，西至黑海地区，这些地区的青铜器内容和形态都很像。那么为什么这么长距离的地方会有统一的青铜器文化呢?因为他们是以畜牧为主的游牧民族，善于骑马，移动范围比较宽。

　　欧亚大陆的最东边和最西边都是农业核心地区，那么大陆中间有什么呢?是草原地区。虽然史前时代东西两个核心地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横跨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区可以把两个核心地区联系起来。青铜器技术、小麦、羊是从西边传到东边。最近比较多人关注的是，欧洲的黍可能来自东亚，在北方通过草原地区传到欧洲，但现在俄罗斯方面还没有最后确定。所以史前时代的中国历史，不仅是中国内部的历史活动，从整个欧亚大陆的角度来看，是这三个地方的关系共同推动历史。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北方草原的游牧社会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到的作用，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宫本一夫：如果没有北方系统的文化，我认为中国农业社会发展的速度不会那么快。在新石器时代最末期，小麦、羊、马和牛经过草原地区到达长城一带，所以虽然中国农业社会本身很发达，可是也受到北边的影响。他们学到新技术以后，马上改变自己的文化。虽然就文化来说，农业社会的农业水平和文化水平比游牧民族高一点，但是我们不能说孰优孰劣。实际上，是这样两个独立的社会相互交流共同推动了两个社会的发展。这是我想在这本书里写的东西。

　　从史前时代到历史时代，南北两个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体现，到秦汉时期，北边有匈奴。匈奴和汉朝之间主要是战争关系，相对来说，战争很有可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是北朝，南方是南朝。唐代将南、北两地统一。到了宋代，统一的局面再次改变，北方有辽金，后来是蒙古或者说元国。

　　到了清朝，他们把蒙古、新疆和西藏都占领了。现在的中国范围就是按照清朝的范围来确定的，而少数民族问题，直到现在也存在。所以说，南北两轴的关系其实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有了，而且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关系。

　　中国考古界缺乏通史研究

　　时代周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许宏先生认为，由于教育和研究体制的差异，日本学者在“通识”上要优于中国学者，后者偏于专精而有条块分割之嫌。你认同吗?

　　宫本一夫：解放前，中国国内情况比较混乱，没有学到近代历史的研究方法。这里的“研究方法”指的是欧美传过来的历史研究方法。日本学者较早开始用近代历史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会有一些优势。

　　大概35年前，我开始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后来跟中国学者合作的机会比较多。就我的经验，以前，中国在考古学上的技术有点落后，没有先进的设备来进行测量或检验，但2000年以后，中国考古学的水平和其他国家差不多一样了。现在有的时候还会有比我们更好的设备投入分析，而且被发掘的地方越来越多。

　　但是中国考古学界目前还没有从旧石器时代到商代这么长时间的通史研究学者，有时候年轻学者经验不足，研究范围比较窄，做这种通史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年纪较大的、有名的学者，除了自己专攻的领域外，也应该要研究一下其他时代，然后将各个时代串起来成为一部通史。我希望中国学者能写出这样的书。

　　时代周报：《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的作者都是日本在中国史领域的代表学者。就你而言，撰写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和以往的学术写作有什么不同?

　　宫本一夫：一般的学者比较重视细小的地方，他们通常会在各个时代、各个地方中选择比较小的范围内做研究，所以出来的结果会很细致。但进行通俗写作的时候，需要把这些细小的结果串联起来，成为大的历史。也就是说，通过这些细小的根据，来支撑书中的历史观点。

　　对普通读者来说，“考古”还停留在“发现”的层面。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复原中国、东亚人类的历史。把考古方面的资料连起来，写作一本历史读物，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事情。跟写小说不一样。

　　时代周报：在日本，普通民众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吗?

　　宫本一夫：以前的日本人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有一点保守。今年3月到6月间，我去韩国担任讲座教授，发现韩国的年轻人也很保守，都更愿意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对其他国家的历史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