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使当时的中原和辽阔的南方重归统一。北宋虽然仍和北方的辽、西夏以及西南的大理国相对峙，但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苦心经营，其发展已遥遥领先于周边国家。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已达鼎盛。这为书法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发展的平台。“宋四家”中的蔡襄便是活跃于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并为“尚意”的宋代书风吹响了号角。

　　蔡襄，字君谟，福建仙游人，生于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即1012年，卒于英宗治平四年，即1067年，享年55岁。他同苏、黄、米不同，仕途顺利，官声清廉，一生忙于政事，且政绩显著，而他本人性格忠厚、正直、讲究信义，故颇受朝中同僚的尊敬和仁宗皇帝的信赖。这种性格上的忠厚正直、仕途上的顺利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无疑对蔡襄书风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也是他有别于其他三家书风的一个客观原因。

　　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蔡襄《谢郎帖》也叫《初春帖》，便是一件体现蔡氏书风的精妙之作。此作为纸本，纵26.5厘米，横29.1厘米。品赏此帖，我们不仅能从中欣赏到蔡襄高妙的书法造诣，同时也能从中窥探出晋唐遗韵及作者崇尚玄淡的文人情怀。

　　《谢郎帖》应属其壮年之作。其札未落年款，但信中有句云“亦来泉州诊候”，故应是蔡襄在泉州任上所书。蔡襄曾两度出任泉州，一次在至和二年至嘉祐元年(1055-1056)，另一次在嘉祐二年至嘉祐五年(1057-1060)，两次共六年。《谢郎帖》应写于这一时期。

　　此札温润儒雅、浑厚端庄。从帖中我们知道，主人当时身体违和，有疾在身，“朱长官亦来泉州诊候，今见服药，日觉瘦倦”。即使如此，作者在写书信时依然态度严谨，行书落笔法度依然从容不乱。开头一行的行楷不激不厉，行笔沉稳，提按有度。随着心绪的变化，作者的笔触逐渐地由楷入行，线条也丰富流畅起来，行笔提按开始加快，笔力劲朗，温润中流落出一丝焦虑。如第二行“各”“安”两字，行笔迅疾，结构夸张，动感强烈，充分显现作者对平安健康的渴望。再如第四行“药”“瘦倦”诸字，结构上的强烈反差准确地展示了作者的心境，“药”字用笔厚重沉着，结字宽博而有动感，无不显示作者希望药到病除然而服后依旧“瘦倦”的失望。“瘦倦”两字线条不经意的抖动变化(“瘦”字撇画)自然流露出作者的无奈和焦虑。越往后，作者情绪变化愈强烈，心随情动、笔随意转，或行或草，随手拈来，毫无刻意之习气。

　　艺术是心灵的展示，是作者心境和表现技巧的完美统一。王羲之的《兰亭序》是如此，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是如此，蔡襄的《谢郎帖》亦是如此。三者都达到了意境和表现技法的统一，所不同的是，《谢郎帖》同《兰亭序》比少了许飘逸俊朗，却多了份温润儒雅，同《祭侄文稿》比少了许雄浑激荡，却多了份厚重端庄和严谨。因此世评蔡君谟秉承晋唐遗绪，其书“独步当世”则不为虚言。

　　《谢郎帖》因是份家书，故作者写来毫无顾忌，心随意动，布局谋篇一任自然，深得晋人崇尚简约之精要，去雕饰、少浮华，字体大小错落有致，亦行亦楷，妙造自然。如文中的“下”“朱”“药”“觉”等字，既有楷书的严谨厚重，又不失行书的灵动;“事”“书”“可”诸字笔势轻盈，动中有静。《谢郎帖》无论格调、气象还是技法诸方面已达相当之高度，这种有意无意的书法胸臆无疑为“尚意”的宋代书风的开启做了很好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铺垫。

　　《谢郎帖》通篇舒朗简约，洋溢着浓郁的晋人气息，用笔严谨厚重，提按有度，一丝不苟。结字欹正相生，顾盼生趣，疏朗者端庄大度，紧结者俏丽秀美，处处秉承了颜、柳、褚的法度森严。坦率地说，能将晋人舒朗散淡的气息和唐人法度森严的庄重巧妙地融在一起并最终形成自家艺术风貌，放眼有宋一朝，唯蔡襄一人耳。

　　自宋以降对“宋四家”的评价，歧义最多者唯蔡襄矣。苏、黄、米似少歧义。产生这样的原因固然很多，如其书风对后世的影响。客观地说，从对后世的影响来说，蔡自然不如其他三家，但仅以此来否定蔡对宋代“尚意”书风的贡献似乎也有失公允。还有说蔡的创新意识不够，个人面目不像苏、黄、米三人明显，有“师古不化”之嫌。其实不然。蔡襄以其行草跻身于“宋四家”之列，此件《谢郎帖》就足以证明他在承继古人和创新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论书注重其中的内在精神，形似次之，在《评书》中曾云学书之要“唯取神气为佳，若模像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在这里蔡以神气与形似的对比强调书法内在精神意蕴的重要。《谢郎帖》就恰恰证明了蔡襄并非“师古不化”的书奴，他巧妙地将晋人遗韵和唐人尚法的精神融于一体，进而形成了自己温润古雅、端庄严整、平和不张扬的书风，这种书风恰恰符合他含蓄内敛的艺术审美取向。这种审美取向虽有别于苏的丰腴跌宕、黄的纵横奇崛和米的豪迈奔放，但其个人的风格特征依然是鲜明的、精妙的，简单地厚此薄彼有失严谨。

　　诚然，对艺术的理解和欣赏自古以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苏、黄、米三家固然个性鲜明、书风张扬，但是不可否认此三家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缺憾。如苏字过肥，虽天真外溢，却仍有“墨猪”之嫌;黄字虽纵横奇崛，然常流于习气;米字虽豪迈奔放，然因多用刷笔，故偏锋过多，病笔频出，从而失之严谨。而蔡襄则不然，像《谢郎帖》就鲜有以上诸家的遗憾。

　　所以，客观地评价蔡襄，还他以揭示有宋一代“尚意”书风序幕奠基人之一的历史地位，还是有一定的客观现实意义的，毕竟我们从《谢郎帖》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在他之前，北宋没有哪个人能对传统书体做过如此全面和深入地继承，完全可以说，蔡襄的努力结束了赵宋百年以来书法混沌无序的混乱局面，因而他无疑是个‘继绝世’式的人物”(曹宝麟语)。仅凭此一点，蔡襄与苏、黄、米并列为“宋四家”毫不为过，人为地厚此薄彼显然不足取。因为每个人都有来自时代和本身两个方面的局限，他只要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就足以奠定其历史地位。这也是我们在赏评《谢郎帖》的过程中所得到的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