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1月29日下午2点，OCAT研究中心（北京馆）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15年6月即将正式开馆的消息。从筹备的期待开始，到前年11月OCT当代艺术中心&OCAT研究中心执行馆长黄专的《别了，北京》，再到北京OCAT研究中心回归，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与大学和国家研究机构相比，缺乏资金支持和体制保护都是北京OCAT需要面对的困境。然而，尽管开馆过程一波三折，这个艺术“理想国”终于完成了奠基。北京OCAT也确定了首任年度主讲人——法国艺术史学家、哲学家，现任教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的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并以他的讲题展开全年的研究、出版、展览工作。这位在中国尚未有任何出版译著的西方学术明星，首次来到中国，为什么愿意与一家民间艺术研究机构合作？北京OCAT独特的研究与工作方式，将会为中国艺术界乃至更广泛的学界带来什么？

　　“归来”之说

　　时间过得很快。2年多以前，OCT当代艺术中心&OCAT研究中心执行馆长黄专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那篇《别了，北京》在艺术界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似乎还在眼前。然而，当外界感叹着这类民间研究性机构在国内当下缺乏成长所需的环境与养料时，这个团队中的一些人，在此事之后没多久就又回到了他们安静的工作中。到目前为止，他们为北京OCAT前后计划筹备的时间已经差不多有2年。

　　关于这段小插曲，虽然在当时惹得沸沸扬扬，但对于现在的黄专来说，早已是云淡风轻。“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就是当时遇到了投资问题，后来问题解决了，项目就可以继续了。而投资中断的时候，大家会产生一些情绪，也是正常的。” 黄专说，“事实上，华侨城是在缺乏基金会制度的条件下，做基金会的事情。他们会遇到资金及各方面的困难，我们也会调整工作的方式。只要和投资者打交道，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以后可能也还会有。出现问题只要解决就可以了。”

北京OCAT工作团队办公室

　　以此，黄专将OCAT研究中心和国家性研究机构及大学做以比较，很直接地表明了这种民间研究机构所处的不稳定状态。然而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在民间研究机构所具有的灵活性和独立性上，稳定的体制内机构是难以实现的。

　　谈到机构的独立性，黄专将其作为OCAT历来发展所坚守的原则之一，原则之二是研究性，其三是公益性。在他看来，其中的独立性原则和投资方持续的投入，是OCAT一路走下来的两条最基本的条件，也是他一直以来坚守于此的底线。他们甚至并不需要太多的资金，“资金只要够用就可以了，若是资金太多，为此必须满足投资方的很多要求的话，我们的独立性反而可能会丧失。”黄专说。似乎正是在诸多矛盾与限制中，OCAT找到了某种适恰的运行机制。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

　　虽然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北京OCAT的团队并没有以做一天算一天的方式应对工作，反而对未来做出相当长远的计划。目前他们的工作计划已经做到了2017年。和其他美术馆、艺术中心全年纷繁多样的展览计划不同，北京OCAT每一年的工作都围绕一个学术主题展开。确定这个学术主题之后，他们会在全球范围内物色一位或几位具有国际影响和相当专业成就的专家、学者作为主讲人，他(们)将围绕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做一系列的公开演讲。由这个讲座引出的，将是研究中心全年的系列学术出版、研习班、研究性展览等计划。第一年，他们确定的主讲人是法国艺术史学家、哲学家，现任教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的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

　　并非由艺术家创作的个案出发寻找策展思路、研究方向，而是由研究者的研究线索出发，呈现学理与艺术实践之间的联系，这样的工作方向是北京OCAT在创建之初就确定的。“从一开始考虑建馆的必要性时我们就想到，北京已经有这么多的展览现场，再多一个又能怎样呢?”OCAT北京馆的学术总监董冰峰说，“虽然有这么多展览空间、画廊、博览会，然而我们好像还是缺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没有讨论。在艺术生态之内或之外，人们对生态的理解还远远不够，我们有太多实践、发展中的变化，但在学理上并没有做很多的整理。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一块做一些补充。”

　　然而在浩如烟海的艺术史研究中，怎样选择一个开始呢?这要从北京OCAT关于西方艺术史的一系列出版计划说起。前年起，北京OCAT与国内翻译研究西方艺术史的著名学者范景中先生合作，希望通过50本西方近现代艺术史的翻译，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方艺术史研究相对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核心就是阿比-瓦尔堡。瓦尔堡在二十世纪初所创立的“艺术科学图书馆”，将艺术史、宗教、哲学、语言学、天文、地理等不同学科的书籍，按照关联话题进行编排，为艺术史与不同学科的之间的交叉研究打开了创造性的连接。受其影响的贡布里希、阿甘本、迪迪-于贝尔曼等哲学家、史学家们，对后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近二三十年间，整个学界都在反思瓦尔堡图书馆所处的艺术史研究黄金时代，而其中对于瓦尔堡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乔治·迪迪-于贝尔曼。”董冰峰说。

　　于贝尔曼可能提供的，也恰恰可以满足北京OCAT对年度学术主持人的设计和预想。“我们希望吧艺术史研究领域最有前沿地位的学者请过来，他既对西方古典艺术史有研究，又全面了解西方现代学术的思潮，同时能够在中国当下提供将学术与艺术现实进行结合的可能性。”北京OCAT公共项目部主任欧阳潇说。

　　有趣的是，在北京OCAT对于贝尔曼的研究进行调研的同时，他们发现国内已经有一些人在同时关注于贝尔曼。广州博尔赫斯书店的创始人陈侗在10年前就买下了他的著作版权;对法国哲学理论非常热衷的哲学家汪民安，近期策划的书籍里也有两本和于贝尔曼相关;南京大学也购买了于贝尔曼的著作版权……“之前大家没有任何讨论和沟通，但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在关注他。”董冰峰说。

　　志同者道合

北京OCAT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研讨班

　　然而作为一个没有学院背景、又没有丰厚资金支持的民间研究机构，北京OCAT怎样邀请到乔治·迪迪-于贝尔曼这样堪称西方学术明星式的人物呢?很遗憾笔者无法提供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虽说看似意外，却又仿佛在情理之中。

　　选定乔治·迪迪-于贝尔曼作为年度学术主持人之后，在法国文化大使馆的帮助下，北京OCAT与他取得了联系。而后团队一行人，董冰峰、欧阳潇、周琳，专程飞到法国与他面谈。了解了OCAT此前的展览、出版及研究工作之后，对中国问题同样抱有兴趣的于贝尔曼，同意作为北京OCAT的年度主持人，于今年6月在这里举办公共讲座并策划展览，同时授权北京OCAT翻译他的三本著作。“尤其特别慷慨的是，于贝尔曼甚至同意我们的要求，将自己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带到北京进行公开发表。”欧阳潇说。

　　“严格地说我们没有任何背景，也不是对他的研究最具专业性的机构，但我们的态度、和他谈话的方式，让他觉得这里可能是他可以去工作的地方。其实还是一个志同道合的问题。我们历来没有别的可以吸引人的条件，有的只是我们做的事情。而这正是真正的学者、有品质的人会比较看重的东西。”黄专说。事实上，十年来整个OCAT体系的运转所依靠的最主要的就是这种认真的做事方式，“无论是大牌的艺术家还是学者，可以邀请他们过来，关键在于你对合作的事情进行了怎样的设计，是否能够让他理解和接受。”

研讨中涉及的书籍文献

　　为了给于贝尔曼的公共演讲进行预热，集中一批可以与之讨论的听众，并且把一些研究问题提前带入到这一人群中，从去年10月起，北京OCAT开始举办一系列以他的学术研究为主题的研讨班。已经结束的第一期研讨班主题是“瓦尔堡的遗产”，他们邀请天津美术学院学报《北方美术》副编审李本正、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吴琼、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史教授李军、北京大学博士、陕西师大副教授赵文、中国美术学院教师范白丁作为发言学者，同时邀请40多位年轻学者、研究者作为观众，共同就于贝尔曼对于瓦尔堡的研究进行探讨。

　　这些观众主要是通过豆瓣等网络平台召集到的。虽然只有40多位，他们中间却有很多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其中大部分人对于贝尔曼的研究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研讨过程中可以提出具体的问题。待到今年6月于贝尔曼亲临北京主持研讨班的时候，参与人数甚至会被缩减到15人左右。而对这15人的选择，目前北京OCAT计划，由于贝尔曼查看报名者递交的英文报告后，由他本人亲自挑选。“我们希望把事情做得小一点，但通过这些少量的人，对他们背后的大学、环境进行作用，相信会逐渐产生一些扩散性的影响。”董冰峰说。

　　可以看到，在看似浮华躁动的中国艺术文化环境下，依然有人就严肃的学术问题保持关注和研究。黄专常常形容艺术生态就像一座冰川，美术馆、展览和市场是冰面上的东西，而研究、教育和基金才是冰架。总要有人潜下水去，为艺术生态的健康和长久运行打下根基。期待北京OCAT成为聚合、培养这类人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