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0日，重庆三峡博物馆正式对外公布：原驻重庆荷兰外交官、汉学家、小说家高罗佩的家族，将其藏品116件套捐赠给重庆三峡博物馆(原重庆博物馆)。这批藏品，足以构成全世界除荷兰莱顿大学之外的第二大高罗佩公共收藏。

　　2011年，高若兰在帮助朋友拍外祖父高罗佩纪录片，与重庆三峡博物馆取得联系。重庆是高罗佩在中国生活得最久的城市。他们在这里举办了一次学术会议，展示和讨论高罗佩的文化成就与收藏。同期举行了一次小型的展示会，包括大唐狄公案的各个版本，以及高罗佩一些在渝时与友人唱和的书法作品。会后，高家人发表了声明，决定将一批高氏藏品捐赠给重庆三峡博物馆，唯一要求是开辟长期展示空间。这些藏品之前都存放在荷兰莱顿大学由高氏家族租赁的一个仓库中，由子女们共同管理。去年7月，时任馆长黎小龙率领两位专家去往荷兰阿姆斯特丹，亲自验收高罗佩家族捐赠文物。

　　“图书满架，落叶满床”

　　在高罗佩捐赠的藏品中，我们最直接看到的，是他作为汉学家和作家的生活。虽然他57岁的一生中过着三重生活：外交官、汉学家和作家，但他似乎把这些身份截然分开，公务之余完全沉浸在他最喜爱的学术和写作中。

　　展厅中最显著的陈设是一个复原的书房，这是高罗佩在家居装饰中最为重视的地方。高罗佩毕生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士大夫”。因为书房是一个士人日常所处时间最长，而且与其他文人交游过往的地方，所以几乎是他作为士人的“第一舞台”。高罗佩给他的第一个书房起名为“集义斋”，是19世纪中国人给荷兰驻广州贸易公司起的名字，暗指荷中关系。

　　但就像中国文人所做的一样，高罗佩也会随着生活轨迹和心情的转变而改换书房的名字：1941年，高罗佩收藏了大量的中国音乐的书籍，他因此而改其书房名为“中和琴室”。1942年，他的收藏被战争所毁，他就改重庆的书房名为“犹存斋”，高罗佩自己解释说，这个名字意味着他丧失了所有物质性的财产，“留下来的仅仅是我的信心”。当他在重庆订婚后，中国朋友指出这个名字不太吉利，他就又改名为“吟月庵”这个浪漫的名字。十年后，高罗佩将书房定名为“尊明斋”，这个名字一直持续用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自己认为“明”首先是光明，另一个意思就是中国的明朝，是他最喜爱的中国文化的阶段。

　　此次展示恢复的书房场景中，除了书柜和少数书籍之外，都是高氏收藏原物。墙上高悬着一张行书“尊明阁”的木门额，落款是“简道人”，这是民国时期书画家、外交家孙伯醇之号。他早年曾留学日本，与诗人画家苏曼殊相交甚笃。书桌上依次摆放着清代的浅雕山水人物木制笔筒、双鹊浪纹辽砚、三足蟾铜砚滴和猴桃蓝釉瓷砚滴。还有多个印章，包括“荷兰高罗佩印”水晶曲柄方印(带乌木座)，“芝台”木方印。高罗佩的砚印之好早在他上学时就显示出来，他1934年写作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就是关于米芾及其砚石研究的：《米芾砚史》(Mifu onInk Stones，a Translation of the Yan-Shin，Pekin，Henri Vetch，1938)，而后由一名英国出版商于1938年在北京整理出版。

　　由于艳羡明代文人的雅致生活，而且秉持着一定要“成为”一个中国人的原则，所以高罗佩在书房陈设上，严格地遵从明代陈设的要求。

　　长子威廉在谈起高罗佩“图书满架，落叶满床”的书房理想时，曾经回忆道：“1948年左右，我们住在东京一所传统日式房子里，当时我大约4岁，记得很清楚，集义斋四壁是书，中间是一张大桌子，所谓的‘落叶满床’，是一张中国古代紫檀嵌花榻。”小儿子托马斯也曾经写道：“不论他们(父母)的房子位于世界什么地方，房子里总是有某些固定元素的。父亲的书房就是其中之一，它总是整体地跟着我们搬家。不论是在哪个国家，书房沿着墙壁摆放的是书柜，存放在漂亮木匣子里的中国古书，也有科学书刊、大批侦探小说。书房中央是一张中式书桌。……我们家另一个固定元素，是一个中式漆屏，它是由四个板块组成的晚明屏幕。”这块漆屏后来成为《狄公案·四漆屏》中破案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