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在河北境内陆续发现了多处古代地道遗迹，主要分布在雄县、永清、霸州、文安、固安等地，其中雄县、永清两地古地道现已做了清理发掘。这些地道工程浩大、分布广、延伸长、类型多、结构复杂，被中国考古界称为“千年地下奇观”。

　　现在经勘察考证已经确定，这些古地道为宋、辽对峙期间的产物。一般认为，此工程系宋朝边将杨延昭代表政府主持所建的用于抵抗辽兵的战道。对此，笔者认为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地道是民间自行所为

　　关于这项工程，宋朝正史不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宋朝之后500年的明朝嘉靖时人写的《霸州志》。该志书有这样一句话：“引马洞：杨延朗所治，始自州城中，通雄县，每遇虏至，潜以出师，多获隽焉。”这句话影响很大，之后历朝霸州和雄州志书作者对此多有参考，包括清人写的《钦定日下旧闻考》对这段话也做了抄录。

　　按初步发掘清理的结果，无法印证《霸州志》作者的描述。两地地道沿途高低宽窄不一，永清地道底部至穹顶平均高约1.5米，宽约0.8米，最窄处0.5米。雄县的地道平均高约1.7米，宽约1.1米，最窄处只有0.7米。两地地道的入口多数设在水井内，需要手脚并用方能垂直进入地下。进去后，由于多数地方很矮很窄，仅容一人而过，需要弯腰低头才能前进。再加沿途处处迂回弯折，还有翻板、迷魂洞、咽喉卡等设施，如何“引”高头战马入洞?

　　再说辽军以骑兵为主，倏来忽往，日行几百里，恐怕等你从地道跑出几个人来阻止时，辽军骑兵早以跑出很远。另外，善于马上作战、习惯平原驰骋的辽兵，也不会下马冒着迷魂洞、翻板、掩体、闸门等危险设施，钻到洞里去寻找几个宋军决战。

　　说是政府行为，也有解释上的困难。公元986年，宋太宗二次北伐辽朝失败，第二年，在宋辽边界修建了自保州(今保定)东部的南易水至泥沽海口(今天津)的水长城，以此阻止辽军南下。

　　假如地道为宋朝政府所为，宋朝人在自己的国土内挖地道也就罢了，为何还要越过水长城深入辽朝境内50里的永清去挖呢?宋朝政府应该也不敢越界旷日持久地建这么大的工程。

　　所以，现在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两地地道是民间自行所为，是躲避战乱和徭役的。当时这一带是宋辽“两属地”，边境内外两国百姓常受军队和地方官员的骚扰，负担很重，人们只有躲避。

　　其实两地地道的结构和建筑也并不都是很考究。有的地段设计垒砌十分精致，豪华气魄，砖的质量也很好。而有的地段则非常简陋，甚至连砖都不用。可见是分村、分户所为，一些富村富户做得好些，一些穷村穷户做得差些。如此不统一，差距还如此之大，与建造者的富裕程度有关。

　　“杨延昭修地道”有点牵强

　　至于《霸州志》说“引马洞：杨延朗所治”，与杨延昭的实际情况也不符。杨延昭，又名杨延郎，人称杨六郎，生于公元958年。随父杨业归宋后被荫补为供奉官，早年同父出征。宋太宗二次北伐攻辽，其父杨业奉命在山西与辽军交战，因负重伤被俘绝食而死。杨延昭丁父忧三年，释服后已是公元990年。从这一年开始他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在长达9年中，他大部分时间并没在保州(今河北保定)，而是“以崇义副使出知景州(今山东东光)，时江淮凶歉，命为江南都巡检使，改崇义使，知定远军”。至最后一年(999年)，才“徙保州缘边都巡检使。”(《宋史·杨延昭传》)

　　这一年(999年)刚上任的宋真宗接报，辽国摄政的萧太后将亲率20万大军进攻宋朝。消息传来，宋真宗急调在山东“知定远军”的杨延昭来保州前线，并任命为“保州缘边都巡检使”，负责阻敌。

　　宋朝的“保州缘边”是个小“军区”，仅包括保州(今保定)、威虏军(又名广信，今徐水县遂城)、静戎军(又名梁门，今徐水)，三地呈三角之势，这里离雄县永清古地道所在地平均150余里。但是杨延昭的防区亦十分重要，因为此时这一段“水长城”还未修，是个缺口，成为了辽军南下的重要通道。

　　辽国萧太后很快越过易水，攻破今遂城西北的宋军前沿据点狼山，然后迅速包围了遂城。遂城是个小城，守军不满三千，在求援不得的情况下，杨延昭沉着应战，采取用水浇城结冰以抵御敌兵之法，结果以少胜多，宋军大获全胜。宋真宗因功晋升杨延昭为莫州刺史。之后，杨延昭又与辽军打了“羊山之战”(在今徐水)，又大获全胜。因功又被晋升为莫州团练使。莫州的职务，只是个待遇，他仍然战斗在保州抗辽前线。

　　公元1003年，杨延昭“又徙宁边军(今蠡县)部署，屯军静安军东。”1004年，又回任保州知州兼缘边都巡检使。这一年北宋与辽朝签订了“澶渊之盟”。1005年，宋真宗又追功杨延昭升任保州防御使。但不久又让他到了高阳关(今高阳县东)，任高阳关副都部署。这是宋真宗有意而为，是担心他血气方刚与辽军发生冲突。

　　杨延昭到高阳关后，宋真宗立即对他进行了约束，命令他“勿伤北朝人骑”，而且只能“遣同巡检往来巡视”，意思是巡察防区不许他去，只能让副职去。之后又明令抗辽有罪，“如遣兵袭贼，按罪痛绳之。”(《续资治通鉴长编》)为此还派人监视、控制他的行动。杨延昭在这样的处境下，在高阳关闲居长达9年，一直动弹不得，英雄壮志难酬，还处处受到怀疑，委屈中遂忧愤成疾，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含恨而终。

　　这期间有个重要概念需要搞清：杨延昭所在的高阳关与后来出现的高阳关路不是一回事。高阳关只是一个独立的驻军关防，它与五十里外的瓦桥关和一百里外的益津关，没有隶属关系。而北宋后来设立的高阳关路则是个“大军区”，军事管辖范围很大，包括河北中东部、天津南部及山东西北部，其中雄县的瓦桥关，霸州的益津关，正是这时才归高阳关路管辖。只是这个高阳关路是于庆历八年(1048年)而设，这时离杨延昭去世已经34年了。可见，“杨延昭把守三关口”只是戏剧家们的一句戏文而已。

　　与杨延昭同时期的雄州防线，是由六宅使何承矩负责的。何承矩从公元986年守瓦桥关开始，一直到公元1006年，20年间虽然有短暂离开，但多数时间还是在雄州任职，先后任过瓦桥关首领、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雄州知州、雄州团练使、缘边安抚使等职(《宋史·何承矩传》)。

　　虽然有的史书说杨延昭任高阳关职务之前，曾有两次作战“攻至易水之北”，“率兵渡白沟河，直逼幽州”(《宋会要辑稿》)。但这也只是行军时短暂路过别人的防区而已，不可能到别人的防区内长期去修地道。所以《霸州志》说杨延昭在霸州修地道，没有过硬的根据。

　　虽然如此，这古地道仍是一个千年奇观，是先民的一个伟大创造，其文物和历史价值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