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过花甲之年的吴念真兼有作家、编剧、电影导演、舞台剧导演、广告明星等多重身份。在他看来，“人生如果是一本书，你就应该让它丰富一点。不然你回顾人生，什么事都没有，那不是白走这一遭吗?”

　　为了宣传亲自编导的舞台剧《台北上午零时》，台湾作家吴念真在这个冬天来到了上海。吴念真接受我们《外滩画报》专访的时间定在早上，记者与他刚开始聊没多久，就有一位熟人过来打招呼。我经过询问才知道，原来来者是导演王家卫，因为没戴他标志性的墨镜，反倒让人认不出来。两人寒暄过后，吴念真惊喜地叹道：“哇，我在台北的街上遇到徐克，现在又在上海遇见你，真是太巧了。”就在这桩偶遇发生之前，吴念真正好聊到“人与人 之间的缘分”，他说：“我很怕离别，因为觉得人跟人好不容易才在一起。”

　　吴念真经常提到的一个故事也是关于偶遇。他有一次从东京回台湾，在成田机场的厕所遇见当兵时的旧友。两人已有近三十年没见，便坐在机场的咖啡厅聊天。聊了一会儿，两人再度分开，朋友飞往美国，吴念真飞回台湾。离别前，吴念真对朋友说：“请牢记我们此刻的样子，这说不定是我们人生的最后一次相逢。”

　　因为生长在台湾有名的金矿矿村九份，吴念真从小看到很多矿工家庭的离别，通常是死别。在他记忆中，常常有叔叔伯伯早上还把他抱起来逗一逗，黄昏时候就听说这个人回不来了。“那对小孩子来讲不好理解。人怎么会永远不见。对不对?要长大你才能理解。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对离别特别敏感。”在他导演的电影《多桑》中，以他自己为原型的小文定(吴念真的本名是吴文钦)每次都会去矿洞等着多桑回家，他觉得“那些矿坑就像一个个吃人的怪物，要是我不去盯着，多桑就回不来了”。

　　电影《多桑》是关于吴念真父亲的故事。他父母那一辈成长在日据时代，受的是日式教育，是那种“出门要戴礼帽”的人，“多桑”就是日语对父亲的称呼。因为受的教育不同，他们这代人与父亲那一辈有很多隔膜。父亲死后，吴念真开始回忆他的许多故事，写了《只想和你接近》。他写完《多桑》的剧本后，拿去给侯孝贤，问他“要不要拍”，侯孝贤看过以后对他说：“自己的爸爸自己拍啦。”于是，吴念真成了导演，在那之前，他“只想专心做一个编剧就好”。

　　人生就是这么出人意料。吴念真的很多创作照他自己的说法都是始于“意外”。写小说、当编剧、做导演、拍广告，直到成为舞台剧的编剧和导演，这些工作一开始都不在吴念真的人生规划之中。写小说是因为偶然：退伍后到台北一边打工一边念夜间部大学，找工作时被骗了 600 块钱，他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并投到报纸，没想到拿到的稿费比被骗走的钱还多一点。开始当编剧也是偶然：有人跟他说“你的小说很有故事性，要不要做编剧”，他就开始写起了剧本。做戏剧一开始是被“骗”去的。绿光剧团的执行长柯一正是吴念真多年的朋友，两人在台湾“新浪潮电影”萌芽期就已结识。2003 年，柯一正邀请吴念真写一个舞台剧剧本，写完以后，又请他来执导。这个剧本后来成了“人间条件”系列舞台剧的第一部《满足心中缺憾的幸福快感》。在这一集里，吴念真讲了一个阿嬷附身于孙女，只为了找到某个人说一声“谢谢”的故事。没想到这部剧的反响很大，吴念真处理的方式也让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观众都能看懂。在台湾地区，他的戏被称为“国民戏剧”，意思就是这是做给大家看的。能让更多的人看懂舞台剧，继而从故事中得到“安慰”，正是他的希望。“我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跟多数人沟通。”吴念真说。

　　按照吴念真的说法，他的很多创作都是始于“意外”，写小说、当编剧、做导演、拍广告，直到成为舞台剧的编剧和导演，这些工作一开始都不在他的人生规划之中

　　吴念真一直很重视观众的反应。“人间条件”系列在台湾演出时，他会在后台观察观众，看他们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哭，看每一个自己设计出来的情节是不是都能被观众接收到。演出间隙，他还会请观众填写问卷调查以便了解他们的想法，不仅自己看问卷，也让演员们一起看，因为“他看了问卷以后才知道他在台上演的那几十分钟，让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你的工作很重要’”。曾有观众向吴念真抱怨看他的戏总是“又哭又笑”。他很高兴，因为这正是他想要达成的目标之一。小时候，吴念真在矿村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读报给不识字的矿工听。他并不是单纯地读，而是将平实的报道转化成有起伏、有节奏的故事。“你有感情做动机，想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就会考虑用什么方法可以更能让别人听进去。比如说，怎样开场，中间讲到很悲伤的事的时候要不要跳个桥段让大家开心一下，不能一路悲伤到底。”

　　“人间系列”之后，吴念真又跟绿光剧团合作了“世界剧场”系列，购买境外的好剧本进行本土化改编。吴念真跟剧场的老朋友开玩笑：“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你们这里，自己公司的事都快要停掉了。”他曾在畅销两岸的著作《这些人，那些事》的序言里写道：“很多人都知道我性格里最大的致命伤叫‘不好意思拒绝’，尤其是面对朋友的要求。”他的朋友私下里曾说：“要念真干嘛一点都不难，噜久了就会有!”

　　因为观众的鼓舞与朋友的坚持，开始做舞台剧以后，吴念真就再也停不下来，“人间条件”系列已经出到第六部。今年，他又首度把它带到内地舞台，《台北上午零时》即是“人间条件”系列的第三部。为了宣传《台北上午零时》，吴念真在 2015 年的开年就接连造访北京和上海。在上海的三天里，他每天的行程都是满的。第二天，结束完新闻发布会、群访和专访后，已经是下午四点。他摘下眼镜，疲累地揉了揉眼睛，告诉宣传人员：“哇，我讲话讲累了。”我当时想“毕竟是 60 多岁的老先生了”——可仍然这样勤奋。

　　《台北上午零时》是“人间条件”系列的第三部，也是首部在内地演出的由吴念真编剧、执导的舞台剧

　　吴念真很在意语言的韵味。《台北上午零时》在台湾演出时，演员林美秀一直把“抱着我们一直搂一直亲，说我们是圣诞老人，幸运之星”念成“说我们是幸运之星，圣诞老人”。虽然只是把两个词掉换了顺序，对剧情完全没有影响，但吴念真觉得“那个韵就不对了”，“我跟美秀说过一次，她还是念错，我就想算了，但每次到那里心里都有个疙瘩”。不过，《台北上午零时》在内地上演时，台词全部会改成普通话。关于是否会损失掉“闽南语的韵味”，吴念真解释：“这是针对(讲闽南语的)台湾观众而言，他们如果去看普通话，就会觉得‘诶，怎么有些韵味不见了’。但对大陆观众而言，他们不会察觉到其中的差异。”在他看来，在不愿使用字幕的情况下，用普通话念白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人间条件”系列在内地改名为“这些人 那些事”，内地版《台北上午零时》用了在台湾演出的原班人马，区别在于对白从闽南语变成普通话

　　在台湾，吴念真是老百姓最熟悉的文化人之一，因为他的脸经常出现在药酒之类的电视广告里。而不少内地观众认识他是通过杨德昌的最后一部作品《一一》。他在里面扮演主角简南俊，一个不善应对复杂生活的“老实人”。不得不佩服杨德昌的敏锐。即使年过花甲，吴念真身上仍然带着一种质朴和天真，对人少有防备。“老实讲，我有时候对记者就怀抱防备，”他说，“有时候聊一聊就会觉得我很信任你，把很多事情——说不定对记者，对媒体来讲不应该说的跟你说。我一直以为你如果信任我，你一定有分寸，知道什么事情不该写，可是很多记者逮到一个机会就把你通通写出来，即便你告诉他这一段不要写，他还是会写。”吴念真说：“任何场合我很少把它(采访)当交际。你应该是很真诚地在问我，我也是很真诚地在回答。”

　　很多内地观众通过杨德昌的电影《一一》认识了吴念真

　　“我不是很会讲故事的人，我是喜欢听故事的人”

　　吴念真被称为“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但他自认更善于“听故事”。在他看来，所有故事都是人的生命的记忆，而分享故事代表着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纽带。

　　吴念真第一次觉得舞台剧精彩，是看了赖声川带着台北艺术大学第一届学生排的一个习作。剧里面有一部分是将学生最常跟爸爸妈妈讲的一句话以及爸爸妈妈最常跟他们讲的一句话集合起来在舞台上呈现。这些对话都很平常：爸爸妈妈骂小孩，小孩不屑地回话，还有一些互相的关怀，最后小孩跟爸爸妈妈道晚安。吴念真当场就“掉泪了”，“很平常的对话竟然能组织成很感动的内容，最自然的生活细节竟然可以呈现这么大的力量，甚至比电影还重。就是这样，真实的细节可以累积最庞大的力量。”

　　在台湾，吴念真是老百姓最熟悉的文化人之一，他在各种媒体上的曝光度极高

　　B＝《外滩画报》

　　W＝吴念真

　　B：《台北上午零时》讲了年轻人到城市打工的故事，看介绍说你挑这部作为在内地首推的舞台剧的原因，是觉得内地观众会对这个故事有共鸣。

　　W：是。我觉得全世界的大城市应该都差不多，聚集了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这些人到大城市来寻找希望，寻找一种机会和可能性。可是，在这个城市里，他们又那么寂寞和彷徨，因为会显得格格不入或是想念家乡。我觉得这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B：这个故事的背景是 1970 年代的台北，你是怎么样去把这个故事构建和填充起来的？

　　W：它是由很多零碎的细节组合起来的，讲起来非常复杂。我自己十几岁就来到台北打工，在城市里工作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这些点点滴滴就把很多人的情感组合起来。但是，当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已经五十几岁啦，觉得一切都有了变化。当初那么单纯的年轻人已经步入中年，城市的面貌也在改变。我会想到底什么消失了，什么还在。

　　B：故事里面有你和你周围人年轻时的一些经历，50 多岁再去回想，很多细节还是非常清楚吗？

　　W：当然，因为那是你记忆里很深刻的东西。人生中，很多事情是你不用刻意去记的，但它不会被忘掉。有些事会很容易被忘掉，你就不用记啦。人生如果是一本书，你就应该让它丰富一点。不然你回顾人生，什么事都没有，那不是很惨吗，不是白走这一遭吗?

　　B：看你的书、你拍的电影，感觉你会观察到周围很多其他人可能注意不到的细节，而且往往是带着一种感情在观察。

　　W：本性吧，比如我去参加一个酒会，可以看到某些人很尴尬的一面，这个比较有意思。

　　B：本性如此吗？还是因为创作养成的习惯？

　　W：我是个敏感的人，从小就是如此，对环境很敏感，对人也很敏感。

　　B：你写的很多小说和故事都讲了小时候生活的矿村。有一些故事本身是悲伤的，可是你讲述的基调会带点玩笑，让人觉得悲惨之中又带有一点豁达，这是你从小就形成的看待事情的方式吗？

　　W：没有没有。我年轻时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人，很严肃，特别讨厌文艺青年。我记得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当你经历过人生的许多大事之后，慢慢就能轻松地看待很多事。人生本来是忧喜参半的，一直埋在忧伤里，你就没办法前进。也正是因为有忧伤，你才能体会到喜悦的珍贵，才会发现那些忧苦其实是人生的记号。

　　B：你被称为“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你自己怎么看呢？

　　W：都是别人说的啦。我倒是真的很怕场面沉闷，所以无聊的时候就开始给人家讲故事。但我不是很会讲故事的人，我是喜欢听故事的人。我的脑袋里累积很多故事，就想 share 给别人。我常常跟那些奇奇怪怪的人接触，他们把我当成可以倾诉的对象。我本身又是一名编剧，懂得怎么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组合起来，再用别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去重新讲述。

　　B：“故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W：所有故事都是人的生命的记忆。当有人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希望透过这个故事被别人了解。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就是可以把心里面最大的悲伤和最大的喜悦与人分享。这代表了一种联系，叫做信任。当一个人可以跟你分享他的故事的时候，你们的交往就不会有障碍。

　　“所有故事都是人的生命的记忆。当有人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希望透过这个故事被别人了解”

　　B：你写自己的故事，也写别人的故事，创作的心理状态会有区别吗？

　　W：我觉得差不多。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都是被当做素材来用。

　　B：有没有写得很纠结的故事？

　　W：有啊，常常，写不出来就会放弃。想要写一个故事却写不出来，意味着还没有准备好吧;或者说你的情感积累还不够，觉得里面有矛盾，甚至跟你的某些想法是相悖的。不只是写作，拍片子也会这样，拍一拍就不想拍了。

　　B：每写一个故事都投入很深的情感，之后再要抽离出来会很艰难吧？

　　W：对，会很累，“人间条件”第六部完成后，我就生病住院了。

　　B：你写了很多矿村的故事，有没有想过把一些矿村的故事也改编成舞台剧？

　　W：说不定会，还不确定。毕竟那些矿村的故事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现在我会写比较贴近现实的题材。

　　B：你小时候住的那个矿村在九份，现在已经是旅游景点了。你记得是怎么慢慢变成现在这样的？

　　W：都是我们害的啦。它其实早就没落了，但后来很多电影都在那里取景，包括我写的《无言的山丘》、《恋恋风尘》、《多桑》、《悲情城市》，所以它一下子成了景点。如今变成很可怕的地方，连我都不认识了，已经没有了那时候的感觉。要离开很远，跑到更深的山里去，才会找回些许过去的影子吧。

　　B：看到儿时的风景变得面目全非，难免会伤感吧。

　　W：是会啦，不过面貌虽然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感觉不会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