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哈里斯曼与萨尔瓦多·达利共同创作的《原子》 图片由泰吉轩画廊提供

　　日前，“共鸣——菲利普·哈里斯曼和萨尔瓦多·达利作品展”在北京泰吉轩画廊展出。展览通过美国摄影大师哈里斯曼和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共同创作的摄影作品、达利对世界名画进行二次解读的绘画作品以及达利的雕塑作品，立体地阐释了超现实主义的艺术理念，探索不同艺术表达方式的共性。展览不仅通过达利的绘画与雕塑去解读哈里斯曼的摄影作品，同时，也从哈里斯曼的摄影反观达利的绘画与雕塑作品，从而凸显艺术表达形式所产生的叠加效果，将观者带入看似疯狂、怪诞、虚幻，又极富冲击力的超现实主义世界。

　　绘画与摄影：超现实主义的共鸣

　　超现实主义是近现代艺术史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艺术流派。作为从达达主义衍生出来的艺术流派，超现实主义秉承了达达主义的反叛精神与颠覆性，将弗洛伊德对于梦的研究理论作为依托，呈现出天马行空的艺术风格和效果。菲利普·哈里斯曼( Philippe Halsman， 1906 - 1979 )毫无疑问是摄影史上最杰出的超现实主义摄影大师之一。1930年，哈里斯曼前往巴黎，开始为时尚杂志《 VOGUE 》掌镜拍摄并很快得到了广泛认可。在此期间他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曼·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此，哈里斯曼开启了在超现实主义摄影方面的创作。

　　二战爆发后，哈里斯曼在家族世交、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帮助下前往美国。很快，美国知名的《生活》杂志便决定聘用他为专职摄影师。在《生活》供职期间， 100余期杂志封面使用了他拍摄的作品，这足以证明哈里斯曼在摄影艺术上的巨大成功。与此同时，他与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萨尔瓦多·达利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合作。一位绘画大师同一位摄影大师产生了巨大的共鸣，这种共鸣也将两人都推向了新的艺术巅峰。他们于1948年共同创作的作品《原子》是艺术史和摄影史公认的不朽名作。这幅照片的构思，最初源于达利的一幅画。达利有一套独特的理论，当他第一次听说原子并得知原子并不是物体的最小单位时，便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悬浮在空中。他曾经画过一幅画，名为《原子的列达》 (列达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 ，便是以悬浮的方式处理画中一切。之后他找到哈里斯曼，共同演绎对于原子内部的认知，将晦涩的科学原理按照自己的想法生动地表达出来。在经过28次反复拍摄后，最终画面中达利的表情、猫的姿态以及水的动感都表现得近乎完美。

　　哈里斯曼也为达利那长达眉毛的胡子而震惊，为此他创作了一系列可分可合、可转向任何方向的《达利的胡子》 ，每幅作品都是意味深长的佳作。两位超现实主义大师在酝酿“有创见的作品”的过程中一拍即合，达成了莫大的共识，并创作出表现哲理与意念的作品。

　　二次解读：颠覆一切，也包括自己

　　谈及二次解读或者说是重新创作，首先应该回溯当代艺术的鼻祖——杜尚在1919年创作的那幅惊世骇俗的《带胡须的蒙娜丽莎》 。在1917年的《泉》以及随后的一系列作品震动艺术界两年之后，杜尚回到巴黎，在《蒙娜丽莎》复制品上添上了两撇小胡子，并在下面标注上“L.H.O.O.Q”的字样，当两撇小胡子加上之后，蒙娜丽莎那神秘的微笑顿时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荒诞而古怪的形象。

　　这一事件可以看作《泉》的升级版，直接取材于现成的印刷招贴画毫无疑问和《泉》所进行的将现成品转变为艺术品有着可以类比的核心观念。这一系列看似反艺术、反美学、反资产阶级审美观的行为在达达主义的大背景下，无疑具有无与伦比的突破性和前卫性。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泉》具有将通俗品推上到艺术神坛的用意，而《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则是一次对经典艺术的嘲讽，颇有将经典拉下神坛的意味。究其根源，杜尚是希望利用颠覆性的手法，拉近艺术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距离，然而今天的我们不难发现，结果是事与愿违——这样的做法增添了大众对于当代艺术的费解：“这也叫艺术? ”但同样不可否认，杜尚的作品也推动了艺术车轮向前发展，推动了人们审美的递进。

　　1974年，达利依据艺术史上的名作进行了一系列再创作，其中就有取材自拉斐尔1504年的名画《圣母的婚礼》 。如果问达利他最喜欢的艺术家，拉斐尔总是排在最前面，这位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画家对后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拉斐尔的原画中描述了圣母玛丽亚和约瑟的婚礼现场，画面左侧的圣母形象其羞涩表情、含蓄的姿态和右侧约瑟矫健的身姿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达利将拉斐尔的作品进行了超现实主义手法的改造，他为牧师身前增添了新的元素，可以理解为镜子、窗户或者是牧师身上的孔洞，仿佛从这里能够看到未来，或者是对于现实的一种反观与思考。

　　通过达利的众多作品，我们再回顾杜尚的《带胡须的蒙娜丽莎》 ，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承袭和发展。杜尚被誉为当代艺术的鼻祖，他将艺术带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而达利则是这个时代中最具创造力的艺术家之一。杜尚之后，对于艺术的解读越来越主观，越来越个性化，对同一件器物的不同解读也让思想性逐渐取代形式感成为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器物本来的用途、价值都变得不再重要，重新定义、重新呈现器物，引起观者的思考，给予其内心的触动，才是艺术带给我们的。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观看，观看就是欣赏，欣赏就是快乐。

《永恒的记忆》

　　达利最知名的作品，也是超现实主义最知名的作品之一。这幅作品最初创作于1931年，时年26岁的达利在其中充分展现了他的天赋。1974年，达利对作品进行了重新演绎，他在画面中增添了一支钟表——从海面涌入内陆的软钟，这无疑是对原始作品的一种升华。软钟毫无疑问是达利的标志，也是艺术史上的重要标志。钟为什么是软的?相信这个问题自达利创作之日起直到今天仍然令人们感到疑惑。而倘若钟表来自海洋，这样的解释似乎就说得通了：钟表代表时间，而大海在某种意义上则代表永恒，达利让“时间”直接来自大海，无疑是对“永恒”的一种全新解读。这一点从之后的摄影大师杉本博司的《海景》系列作品中也可以看出。

《布雷达的投降》

　　西班牙宫廷画家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创作于1634年至1635年的《布雷达的投降》收藏于西班牙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学者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能够代表西班牙的绘画作品” 。达利对于这种论调非常赞同，他本身也深受早期绘画大师的影响。他坦言自己经常在普拉多美术馆通过这幅作品，感受大师的笔触。而达利对其进行的二次创作，毫无疑问是对大师经典的致敬，也是在名作基础上的重新演绎。作品中，从中间撕裂的画面、马匹身上透开的孔洞都营造出画面的超现实感，这代表着达利对于画中描绘的“投降场面”貌合神离的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