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时期，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史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两宋。”宋代作为华夏文明的直接继承者，虽然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长期处于被动、屈辱状态，但是在社会生活和科学、文化、技术方面却是繁荣绚丽的。地理学作为宋文化的一朵奇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远远领先于同时期欧洲、阿拉伯和印度的水平。

　　河南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发曾说：“由于宋王朝的重文轻武倾向及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宋学崛起，学术文化进入了全面鼎盛、辉煌的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宋代地理学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兴盛，成就斐然。学术典籍有5部著名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即北宋的《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纪》和南宋的《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另外，一批地理考察游记类著作和江南府、州、县乃至镇的地方志书的编修也开始兴起，地理学进入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

　　中国地方志学虽然起源较早，但发展较为缓慢，在宋代以前，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志学著作寥若晨星。元、明、清时，虽然地理学几经波折后仍向前发展，但就地理总志的成就来说未超宋代。因此说，中国古代地方志学尤其是全国性地理总志、文献造极于宋代的说法并不为过。

　　据王发曾介绍，宋代的地理文献除了有《太平寰宇记》等5部著名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外，还有《宋史·地理志》《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舆地考》《山堂群书考索·地理门》等具有地理志书性质的书，它们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宋代私修地方志书蔚为大观，成为人文地理学兴盛的另一个显著标志，如记载两宋都城志的《东京梦华录》《临安三志》(《乾道临安志》《淳祜临安志》《淳临安志》)以及《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古都史志考订文献有《长安志》《吴郡志》《雍录》等。

　　宋代地方志的大量出现，在中国地理学及地方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所以，现代历史地理学学者一般认为地方志定型为郡县志大致是在宋代完成的。其他如沈括的《梦溪笔谈》、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等，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理学价值。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直到清代中叶，保留下来的宋代地理类文献仍有近50种，展示了宋代地理学文献的巨大成就。

　　地图作为古代社会王权的象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举凡版图之拓展、疆场之征战、边防之巩固、土地之经界、日常之行政，皆需要地图。所以，绘制地图成为历代王朝的国家事业，颇为发达。而丰富多样的地图测绘实践，也成为中国古代地图学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宋代社会经济、水利、治河的发展和军事的需求，使地图学和地图绘制技术突飞猛进。

　　宋代朝廷测绘的地图大致可以分为以下3种：特命绘图、闰年图和公务地图。此3类地图的绘制，使赵宋统治者得以实现所谓的“坐知天下”“掌运六合”。从现有的资料看，宋代的地图学比唐代更为发达，除历代必绘的全国总图、外域图、边防图外，还出现了一些新型地图，如地理模型图、石刻平面图、城市规划图、经济地图等。这些新型地图，不仅反映了宋代地图绘制理论及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而且把宋代高度发达的地图绘制水平展现给了当今的人们。

　　王发曾说，宋代地理学出现繁荣态势并非偶然，而是有诸多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文化传承的历史背景以及学者的个人背景。

　　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层面上看，宋王朝的疆域、国力皆远弱于汉唐盛世，而且内忧外患始终不断，在这样特定的环境中，作为向来与国家盛衰密切相关的舆地之学，终于从魏晋南北朝的自发状态上升到文化的自觉高度，并且一度由朝廷组织官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纪》3部地理总志分别出现于北宋初、中、晚3个时期，可以说是当时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反映在地理学上的产物。

　　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太平寰宇记》，由乐史独自完成。乐史是宜黄霍源村(今属江西)人，文学家、地理学家。入宋以后，他有感于国家出现的兴盛局面以及对疆域周边局势的担忧，而“图籍之府未修，郡县之书罔备”，立志要编修全国性地理志书。乐史编修全国性地理志书的目的在于颂扬帝王文治武功，巩固国家统一政权，维护统治秩序。

　　到了南宋，国家山河破碎，疆域仅有北宋时的一半，编修地理总志对于激励时人不忘中原沦陷、盼望恢复统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严峻的民族战争形势，进一步刺激学者积极编修地理志书，江南各地纷纷开始编修图经地志，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宋代地理志书，以这一时期的居多。

　　“宋代地方志学的兴盛也是古代历史地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王发曾说，隋唐以来，地方志类著作逐渐由盛行于魏晋南北朝地方性的“地记”向全国性的总志过渡，在宋代又逐渐由总志向“胜览”演变，以致出现了《舆地纪胜》《方舆胜览》这样两部人文地理色彩浓厚的“胜览”性地理总志，这与封建王朝由分裂重归统一的历史进程相适应。

　　初唐贞观年间，魏王李泰编修的《括地志》已初显地理总志的雏形。唐代地理学家贾耽曾先后编绘、编修《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四夷述》《贞元十道录》等全国性地理总志，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些地理总志在晚唐、五代时期的战乱中失传。由李吉甫编修的《元和郡县图志》是流传至今唯一的唐代地理总志，它不仅奠定了编修全国地理总志的基础，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宋代地方志学的兴盛。宋代五大全国性地理总志无一不受上述唐代典籍的巨大影响，就连乐史编修的《太平寰宇记》都明言要弥补“贾耽之漏落，吉甫之阙遗”，以编修一部全国性地理志书为己任。

　　宋代学者博物洽闻、格物穷理的文化追求、学术自觉意识的提高以及乡邦意识的加强，是当时地理学繁荣的内在原因。南宋名臣李纲的后人李发先曾说，“博物洽闻，儒者事也。非足以所经历，耳目所睹记，则疑以传疑，犹未敢自信”，这可以看作是宋代学者在地方志事业上共同的抱负。他们不仅有着强烈的审美意识，而且更积极地进行观察和观测，进而依据长期的观测经验对某些自然现象加以归纳总结，得出各种结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是典型的例证。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编撰的《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古代汉族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该书在国际上也颇受重视，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其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沈括以其丰富的阅历和精细的实地考察，撰写了30多项涉及地理学的内容，为研究宋代地理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例如，他提出的“流水侵蚀地貌”观点，比英国的赫顿在《地球理论》一书中提出的同样观点早了约700年。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北宋沈括对地学之贡献与纪述》，高度评价《梦溪笔谈》在地理学方面的重要贡献。

　　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晚年退归乡里，有感于家乡吴郡许多地理事物失记、失考，因此访求搜汇史乘、地志、文献，最终编修《吴郡志》一书，这对早期编修州县方志具有示范意义。与范成大同一时代的大诗人陆游出生于学者型官宦世家，继承乃祖遗风，精于地理观察，其《入蜀记》一书是有关南宋长江三峡及蜀地的重要地方志文献。南宋湖州学者周密在做地方官吏之余及致仕后，倾心于乡邦风物、掌故的积累、整理，所著《癸辛杂识》与《齐东野语》是研究南宋杭州、湖州两个地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此外，如程大昌的《雍录》、高似孙的《剡录》、刘昌诗的《芦浦笔记》等，因偏重一方文物、掌故、风物名胜的记述，同样具备地方史志的性质。这种博物洽闻、记志存史的文化风尚在宋代士大夫中很普遍。宋人诸多的笔记体著作，往往由于带有相当程度的地域文化特征，成为各地地理资料的重要载体。

　　王发曾认为，宋代丰富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地方志，包含了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质学、矿物学、地貌学、水利学、海洋学、气象气候学、地理文献学的相关知识和内容。宋代在地理学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容，拓宽了人们的知识和眼界，使历史地理学获得了充分的历史根据和理论依据，对后世研究历史地理学和整个地理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