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五行家把四神兽中的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分别对应东西南北方位，青龙被视为一种东方的想象。然而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将青龙的神性图腾化、权威化，使至高无上的皇权成为了龙的身份唯一诠释。至此，图腾化的青龙从一个具有祛邪、避灾、祈福功能的民间立场，变成了具有帝王文化权威意识的一种假想。但是在任焕斌的作品中，龙的图腾权威被建构为一种憨态可掬、机灵鬼怪的大虫生存方式。然而作为青龙转喻的大虫身份，成为了新的权威道场价值体系生产的一种质疑方式。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大虫在成为了一种新的权威图腾中，与人类的爱恨纠结呈现出了时而清新、时而诡谲的东方想象的魅影。

　　任焕斌《大虫出山》油画

　　如果说，青龙是东方想象的结果，那么任焕斌作品中的大虫，就是青龙的魅影。中国的传统社会视魅为鬼，灵魂不灭的鬼魅恰恰是焕斌作品中新的权威图腾大虫的生产方式，何以灵魂不灭?取青龙的权威意识，却混淆青龙的身体，其中，转喻成为了焕斌当代艺术语境中大虫生产的重要手段。尽管东方想象中的青龙也是一个大虫，但是在中国人的思维定势中，权威化的龙图腾是不能撼动的。在任焕斌的作品《大虫出山》中，把一个具有着东方想象的青龙转喻为一个体量巨大的、慵懒的、独角多足的大虫身体，在人们的仰视中蹒跚而来。然而大虫的回眸一笑的矜持与妩媚，成为滋生权威与藐视卑微的一种理由。在任焕斌的笔下，相对于体量大于人体数倍的大虫的高贵与优雅，那些庸常的人类生命的渺小与猥琐，却成为了影影绰绰的魑魅魍魉，在与大虫之间人鬼情未了的缠绵之后，亲历了大虫滋生的新权威道场，让自己的生命再度矮化与退化，并惊恐地面对龙的喻体——超体量的大虫权威感带来的震慑力与胁迫感，认同了自身文化的卑微与卑贱。任焕斌的作品像一个寓言：即人类生命有一种窘迫，在渴望权威而又无法成为权威者的无奈中，调侃自己成为一个权威者的假想对象，并时刻警惕自己生活在他者权威中。此时，大虫图腾的艺术生产既是自身权威化的假想一种投射，也是他者权威化生成的一种影射。然而，权威感的生成错位，造成了人类悖论生存的危机感。于是，无处不在的压迫与被压迫的潜意识，左右着人的身体行为和社会行为。人的兽性化和兽的人性化的悲喜剧天天上演。作品《大虫出山》，除了大虫身体的完整呈现，人类的身体皆由头颅错落堆积形成生命的残缺，加上黑白单色的画面的处理，土黄少量的点缀，用冷色系的色彩定调主题，使现场的气氛压抑而神秘。画中的人类在体量上的渺小与大虫体量上的巨大反差，更强化了权威道场的诡谲与生命无常的悲情。

　　在任焕斌的作品中，作为青龙转喻的大虫除了慵懒而短粗的形体，憨态可掬、机灵鬼怪的表情，色彩几乎都是单色呈现。色彩的纯度与维度带来了文化释放的多向度。在作品《大虫驾云》中，卡通化的青色大虫清新可爱，它让东方想象的青龙再次回到人们的意识中。然而，《大虫驾云》中的青虫，背负着雨云中的红粉男女，焕斌将画面的主体色彩中的红绿两色，锁定在了情色男女与青色大虫之间。在五行文化中，青龙属木，南方的朱雀属火，木火相克。面对青龙转喻中的青色大虫的文化中，红粉男女有着南方朱雀的象征意味。按照五行文化中的木火相克，青色的大虫与红粉的情色男女是一对矛盾的载体。当把青色大虫视为权威的道场，那么红粉的情色男女加入了玩火的游戏，后果便可想而知了。但是为什么权威的道场总是情色男女青睐的场域?或许权威道场也是情色男女的道场。古今中国的权威道场无一不是情色男女的道场。古典社会的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便是越国瓦解吴国性贿赂的绝佳礼品。但是西施的聪明在于知道何时遁入乡野。然而更多权威与情色交易的执迷不悟，宁可白绫当舞，哀婉地唱衰于异乡。当今社会的权色交易文脉延续了古典社会的精髓，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借用传统权色交易文化的当代演绎，便是任焕斌作品中的权威与情色男女苟合，制造的一幅幅忍俊不禁的市井图。然而，市井文化中的青虫背负着情色男女的逍遥游，也是一次权色交易的销魂游。却不知高处不胜寒的权色交易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作品《大虫驾云》中的三个极端的色块，青色大虫与青色的云，红粉的情色男女及象牙黑的天空。作品中二维的象牙黑与三维的青色、红粉等色彩的悖论使用，使画面变得清新可人，它不仅把一个权色交易的危险主题，变成轻松幽默的当代国人的政治游戏与文化游戏，同时也呈现出了焕斌艺术风格中具有前卫意识的色彩极简主义价值体系生产的美学特征。

　　任焕斌《大虫和人》油画

　　始终把大虫作为画面主体的焕斌艺术，大虫的每一次色彩的使用，表面看起来是都是极为情绪化的色彩，但是在角色的担当上，以及与画面元素的整合之后，却别有一番意味在其中。在作品《大虫觅食》中，由青龙转译为具有黄龙意味的大虫，也遭遇了生存的危机。传统五行文化中的四灵兽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分别对应东西南北方位的青、白、红与黑，中间便是黄色。在传统社会中，黄色是封建帝王的专用色。把黄色给予了龙的喻体大虫，不言而喻的是大虫的权威再次得到了强化。但是黄色的尊位并没给大虫带来好运，相反，黄色的大虫的生存情景似乎也令人唏嘘。在人类弃置的鞋子等杂物的垃圾中，黄色的大虫开始在其觅食，眼神中也流露出一种旷世的迷茫。焕斌有意在图像中呈现两种色彩，黄色的大虫，黑灰色的人类垃圾。颇具反讽的是让权威流浪并徘徊于人类生产的垃圾中。画面上的视觉色差的强烈对比，大虫威严与垃圾肮脏的强烈对比，权力的迷失感与危机感无处不在。人类与权威的关系总是戏剧性的在场与迷失。焕斌的作品中的图像生产与色彩形成的关系，戏剧性的揭示了人类与权威纠结中的人性迷惘。在作品《大虫与人》中，蓝色的天空下，蓝色的大虫背负着小虫，蓝色成为一种权威的隐喻。家族性的权威遮蔽了人类活动的所有空间。虽然卡通式的大虫造型令人视觉愉悦，但是其背后却是一个不轻松的话题：即大虫作为垄断性的权威一种象征，预示着人类的生存受制于权威的影响，其中的险情与悲情便是人类生命的一个注脚。

　　任焕斌《大虫驾云》油画

　　在大虫作为母题的焕斌作品中，艺术的思辨性为其带来了可阅读性的恒久魅力。憨态可掬、神秘诡谲的大虫，时而具有人性的温暖，时而具有兽性的威严。艺术思辨中的大虫是权威的言说物，也是人性的言说物。其中，人是大虫，大虫也是人的处境戏剧性的转化或者叠加，二者的命运有时如此的相似。作品《蜗居》里的大虫，很像一个宅男。从图像的剖面处理显示，一个大虫的生存空间狭窄的令人窒息。此时大虫的权威感荡然无存，只剩下了人性的窘迫感。大虫艺术生存的多变，也传递出了作为艺术家任焕斌不同的情感体验与艺术思考。如作品《大虫出山》中大虫的回眸一瞥的妩媚，《大虫觅食》中大虫的迷茫中的卑微，《蜗居》中大虫的木讷中的迟钝……大虫的人性化，以及人性的大虫化，道出了人虫一体的生命悖论。当抽离了权威意识的图像符号大虫，人类自身的异化危机也呈现出非人类的形象。在焕斌的作品中，双首人体反复的出现。有的呈现雌性化，有的呈现雄性化。或许这个人类异化的双首人体也是焕斌艺术意向中的大虫。在先秦古籍《山海经·中山经》的神话传说中，有一个名曰“骄虫”的双首人体，在古典神话中的身份似乎为大虫，但也是人。焕斌的作品中的双首人体与《山海经》神话的大虫的同点是，把超越生命真实的想象视为对生命的一种敬畏;不同点是，把超越生命真实的想象视为对人性复杂的一种反思。如作品《绿灵》，生命的符号千差万别，有双首人体，也有单首人体，天上地上影影绰绰的是鬼魅，也是生灵。在焕斌作品中，超越现实的生命多样性和复杂性就在于，他们离现实生活很近，也很远。有的成为人类垃圾的觅食者大虫，也有权色交易中背负红粉男女逍遥游的大虫;有在天上倘祥的双首人体，也有生活在权威笼罩下拥挤的卑微生命。任焕斌作品中的人虫一体的生命悖论，也是人类对自身权力角逐的悖论。中国传统文化道家思想中的生命相生相克的道德观，也给艺术家任焕斌提供了超现实的艺术想象的基础。

　　任焕斌《绿灵》油画

　　从东方想象的青龙转喻为权威者大虫的艺术思辨性，到色彩极简主义呈现出的生命的复杂性，恰恰体现出了任焕斌善于打造东方想象魅影的艺术才情。同时也体现出了任焕斌对权威意识文化生产的批判精神。作为艺术家的任焕斌的可贵就在于，利用他的色彩极简主义和超越现实的想象力，为当代艺术的知识体系生产提供了一个前卫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