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故事的人 ”

　　这个在年轻中老去的中年人，从1981年发表自己的第一张作品，迄今已经33年。在这33年里，头25年他都不被重视，后面的8年，他被某种可称为“命运”的力量突然推至历史的前台，接受祝贺、围观、质疑、审视，最后，资本退潮，灯光渐渐暗淡，看客们慢慢散去，张晓刚于是重归画室，用笔勾连过去。

　　“有自己的想法”

　　倘若没有访，张晓刚在工作室是要画画或发呆的——他喜欢在工作室里发呆。

　　那里有四张单人沙发和一张双人沙发，他可以选择在任意一张坐下来，等着夕光从落地玻璃窗外慢慢撤走;如果愿意，他还可以在暮色降临后打开工作室的白色顶灯，看着好几百平米里散乱堆放的画作、装置、画具、CD、纪念品和照片继续发呆。

　　他有时候甚至在那里坐上一整个下午，什么都不干，只是翻翻书，或听听音乐，“流行、摇滚、乡村、世界音乐……除了爵士，什么都可以听一听。”没有感觉，不在状态，他就回家看电视，那是他最大的爱好之一。

　　张晓刚想的却是为什么一定要把时间花在“有用”上呢?“我觉得艺术家一定要有无用的时间观和价值观，如果太精明、实用，往往就做不好。可能就会成为马云那样的人，而成为不了一个好的艺术家，因为好的艺术家，时间、价值，都是消耗在无用上的。”

　　从1999年定居北京开始算起，这个昆明人已经在北京生活15年了。这期间，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最不容忽视的其中一人，他在这里收获了巨大的名声，也收获了除此之外或幸福或伤感的一切。

　　“活在时间差里”

　　即便到今天，张晓刚也很难摆脱追忆者的身份。

　　先抛开他需要对着一拨接一拨的陌生人，一遍遍回忆自己的过往——如何在一个遍地“天才”的油画班里学习，如何从川美毕业后即面对失业的窘境，在玻璃制镜厂当建筑工人、在昆明市歌舞团当美工布景拉幕、南下深圳又被炒鱿鱼的故事，甚至需要回溯到更早的青少年，讲述自己如何拜师学画，他与父亲的糟糕关系以及在整个八九十年代借助酒精放任自流的日子……

　　这一切只因为在2006年，他的《大家庭》系列油画之一在苏富比上被拍到了78万美元。此后，他的画作屡创“天价”，到了2014年4月苏富比在香港的春拍中，他的《大家庭3号》已经被拍到了8300万港元。

　　《大家庭》是他1994年开始创作的系列，但其价值——或者说由价格反映的价值——在十年后才被认识到，“说实话我有一点悲哀，因为我创作《大家庭》的时候，身边听到的都是批评。”后来所有人却把它当成张晓刚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我只能想，艺术家有另一个时间表，他走在另一个时间里，但是现实常常要把你拉回正常的时间，来谈你的人生。”

　　这种被动的追忆只是硬币的其中一面，他厌倦的是人们诱使或强迫他承认，他的一切价值，皆因“张晓刚”这块招牌背后的天文数字而起，他所经历的所有挫折、压抑、彷徨、愤懑、孤独、无聊、虚无、颓废、忧郁、忐忑、得意、伤痛……都只是数字背后的附着物。

　　如果撇开这些，他倒是宁愿沉溺在追忆里。

　　“我不是一个对当下敏感的人。”他解释说，“画画不喜欢写生，照片也比现实更能让我联想到艺术，所以我永远都在画过去。”他画小时候看过的物品和环境，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那些画面、颜色、气氛，最后汇集成一个招牌式的标签：一个回忆和还原历史的画家。

　　他在回顾自己近年来的创作时说：“所以《大家庭》之后，我面临的不是简单的回顾，而是要探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我把它放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它更有说服力。《里与外》系列，思考的主题从《大家庭》的公共领域进入一个更私密的状态，表达我们这个时代对人的记忆的损害，以及人有意识去遗忘这两者之间的悖论……”

　　“忧郁的书写者”

　　一直以来都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画家张晓刚其实对书写怀有巨大的偏爱。

　　但更多的是感想：“……当我们专注于权力维护生命的尊严时，突然有一天发现现实生活却早已离我们很远;而当我们每日随着生活的节奏疯狂地旋转从而忘却了时间时，记忆已不再是一个过去式了。我甚至不知道，我应该生活在时间中呢，还是应该生活在空间中?”

　　“……所以，什么才是我们的记忆呢?或者什么才是我们今天需要的’记忆’呢?我们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修正它，把它整编成一捆捆的包裹，通过传送带循环地输到一个我们能够容忍的卡口上，再用不同的材料将其包装，或者做成罐头，以供我们日后慢慢地享用。……”

　　在同一日期的这件作品上(画面是一台老式收音机)，他还抄录了自己最喜欢的作家卡夫卡的日记：“长时间躺着，睡不着，斗争意识产生了。在一个谎言的世界上，谎言不会被其对立面赶出这个世界，而只有一个真理的世界才会被赶走。……”

　　这些只言片语不断地把观众引向张晓刚的看似封闭、实则游离漂浮的世界，那是他的记忆之城，现实只有在记忆的映照下才显露本质。

　　现在，他已经57岁了。早年最好的那几个朋友，如周春芽、叶永青、毛旭辉，一直从未断过联系，但时至今日，大家见面都已不再谈本行。“我们的关系不像同行了，就是同乡，有时候都忘了大家是画家，没法谈艺术了。”问他如果不当艺术家会做什么，他想了想，很认真地说，“如果还有下辈子的话，我想我可能还是会喜欢艺术，不一定是画画，但一定也是跟文艺相关的，要么是文学，要么是电影，或者音乐。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