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乐

　　在2014年天津市武清区建立的博物馆独立开辟了古典家具馆，展出古典家具全部由收藏家马可乐提供，包括整体的布展。并且2011年马可乐便创建了自己的“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博物馆园区内不仅有藏馆，还有古典家具新作的厂区以及展厅，形成以新养藏的古典家具文化园区。对于马可乐而言这样做却是很辛苦的,“园区的运营成本要几百万，我是收藏而不是卖东西的，那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呢?只能通过以新养旧。但是仍旧存在市场竞争的问题，那么新家具市场做得好坏就会影响到资金的运营。我之所以这样辛苦，因为我不是大规模工业化的家具生产商，我做新家具也是希望能够把古典家具文化的精髓保留下来，传承下去。因此它的成本会很高，那么在市场上只有小众可以接收，就缺乏市场竞争力。我希望能够得到政府对古典家具文化方面的扶持，建古典家具博物馆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因为社会对这一文化还没有足够的认知，我才会做这件事情，对收藏者和社会都是好事。”马可乐不无感怀地说起他对古典家具的感情和对园区未来的发展。

　　马可乐之所以可以很早就涉猎古典家具，而最是钟情于民间漆木家具，缘起古玩世家的传承。马可乐生于北京，长在天津。出生于古玩世家，其祖父先后在前门廊坊二条、北京六国饭店(今北京饭店)开过古玩店;其父亲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与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襄先生为同校好友，后去香港继续经营收藏古玩家具。马可乐子承父业，浸淫家具收藏近四十年的时间，钟情于漆木家具的收藏和研究。

　　马可乐在回忆与王世襄先生的过往时曾提到：“在1989年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出版后，我进行了反思。我看到当时中国市场上出现的大量柴木家具如潮水般涌向国外，外国人只是出于猎奇心理大量购买，这其中有许多造型奇特的家具出现在市场上，中国人并不重视，业者也只追寻紫檀黄花梨等硬木家具。”之后，马可乐决定只把收藏范围界定在漆木家具这一类别，把它做精做专。后来，王世襄夫妇看到马可乐收藏的漆木家具后夸赞不已：“这么好的东西，应该让人知道。”马可乐才有了出版《可乐居选藏山西传统家具》的勇气。在柯惕斯和其他几位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在1999年出版了英文版《可乐居选藏山西传统家具》。马可乐第一次以晋作家具的概念向外界介绍山西家具，也是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古典漆木家具(以山西古典家具为主)的专著，由王世襄先生作序。书中介绍了金代13至15世纪到明早期1640年以来的126件家具，是马可乐在早期检视过的五万件古家具中精选出来的。在2012年出版了中文版的《可乐居选藏山西传统家具》。

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

　　西方藏家的收藏理念

　　“香港当时是中国对世界的窗口，我在1981年开始进入古典家具行业，学到了怎么样来修理古董家具的技能和理念，真正我开始受到国外藏家的影响是在1984年，我们在荷里活道开了店以后，陆续开始接触过一些国外非常重要的收藏家，还有一些艺术品商人。另外包括一些香港的收藏家，港台的收藏家。在这个时期我们才开始了解到国外的藏家对中国家具的一种观念和他们在选择家具的一种标准，大概是这个时期是在开始一个学习的那么一个过程。那个时期我们还没有确立自己的一个收藏的理念，这个大概要到了差不多十年之后，我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收藏的理念。”由于马可乐自1979年到香港后开始接触西方藏家，受西方藏家对藏品的系统研究收藏的影响，建立了之后对收藏的观念态度。

　　马可乐在回忆当时交往的藏家时说：“香港的敏求精舍的很多的朋友都是那个时期认识的，敏求精舍于1960年组建，由胡仁牧，陈光甫等人发起，目前位于香港宝云大厦。敏求精舍在香港俗称‘富贵会’。他们使得我对古典家具有了更多的认识，后来我又认识了当时美国加州古典家具博物馆的创建人波顿先生，当时他们刚刚开始筹备这个博物馆，所以我们就接触的多一些。再就是美国波士顿的汤森先生，汤森先生是世界著名的收藏家，他在收藏中国家具之前，他同时也是非常有名的欧洲古典家具的收藏家，同时他也收藏很多其他的艺术品，他也是波士顿博物馆的赞助人。他们对待收藏的观念极大的影响了我后来对中国漆木家具的一些理念。”

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内还原明代的书房一角

花形桌一对 14-16世纪 山西 北榆和黑漆 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藏品

　　对于西方藏家的收藏理念，马可乐从大量的接触中感受最深的是大部分的藏家并不是以盈利为出发点：“他们基本没有打算卖这些古董，收藏是作为个人嗜好或者他们生活的品位表现。让我受到震动的是我跟汤森先生助手的一次交往，我认识他四年后，他才开始买我的东西，他是请台北故宫的专家帮助他来看的。交易之后我就问他的助手，我说你们老板是不是作为投资呢?他说不是，他说我们这些将来都要送给博物馆的。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国外大藏家的境界，他们基本上不是以投资盈利为目标来收东西的，当然了，如果东西买得好，买得对，在若干年之后它价值一定跟当初是不一样的。但首先，如果出发点只是以盈利为目标，我觉得他可能不会买到太好的东西，也不会藏到太好的东西，因为有些藏品被人们认识是滞后的，并不是现在你买这个东西大家都认可它了，可能要很多年之后才能够认识它的真正的价值。比如，安思远先生80年代是买过宋代官刻拓本《淳化阁帖》，当时他花费30万美元收了四卷《淳化阁帖》，那个时候所有的业界人士，都认为他给的价格过高了，认为东西不应该卖这么贵，但是大概在8年之后，上海博物馆建馆之后，这件国宝被上海博物馆收藏了，当时我看到报道上海博物馆花了450万美金。说明什么呢?作为收藏家来讲，他必须有一种比别人要看得更长远的一种价值观，他必须有一双慧眼。如果跟在别人屁股后边跑，我想是买不到什么太好的东西或者是你可能要花很多钱去抢一些可能不值得花这么多钱的东西，这是我从这些藏家们身上所学到的一些理念。”

　　收藏方法论：先研究再收藏

　　在马可乐看来西方成功的古董商，同样具备收藏家的素质，他说：“在欧洲有很多超过百年的老古玩店，如果以买了马上就卖的心态，相信这个人赚不到什么钱的，他一定是说把这个东西先收起来，等到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市场起来了，或者是他真正需要钱了，他才会拿来卖。”

　　“另外一个他一定要先把这个东西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样的东西，否则的话如果你没有搞清楚你买到的可能是一件仿品，你当真东西卖出去，将来也会影响信用。所以在这个行业里边，就是你瞎买瞎卖，短时间内你可能能挣到钱，但是长久地来看，你基本上不会在这个行业做得太好，太成功。”

　　“要先学习、先研究，再收藏。如果自己不懂，就请真正的专家来替你看，就像汤森先生一样，他们会请国际上知名的专家来帮他看。你只有这两条道，如果凭着自己主观的意念觉得东西好，没见过，它可能值多少多少钱，基本上买来以后就是瞎活，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假东西一样有人买的原因。”

大橱 明 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藏品

　　收藏方法论：建立收藏体系

　　马可乐从自己长期的收藏经验中建议：“作为一个成功的收藏家首先必须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中的藏品，应该具备所属时代最优秀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来收藏。所以我觉得首先你要划定一个收藏领域，因为没有谁能够把所有品类的精品都囊括到自己的收藏中。所以，首先要划定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要尽量地把它收进来。我刚开始进入古典家具行业的时候，很多人都不重视漆木家具，而且我也觉得如果这样下去很可能若干年之后，你想看到这些东西以后或者买到这些东西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仅仅北京每天上百集装箱的老家具在出口。所以我当时是在跟很多的出口商在赛跑，我把这些精品的尽量能够留进来。当时我在天津，租了四个大的仓库，买了先搁起来。当时还谈不到整理。1998年的时候，王世襄先生和他的夫人来看了我的收藏后就跟我说，‘你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你应该把它整理出书。’所以在他们的鼓励下，1999年我才邀请了柯惕斯跟我一起把英文版《可乐居选藏山西传统家具》编辑出版。这个书名也是王世襄先生给定的，他说你这东西大部分都是山西的，你干脆就把它作为山西传统家具，作为一个晋作家具的理念提出来，晋作家具也是那时候我们第一次把它提出来，所以我非常感谢王先生，他给我指出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出来。”

《壶门式直枨条桌》（琴桌）13—15世纪 山西 槐木及软杂木 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藏品

　　认知漆木家具的往事

　　上世纪80年代国外藏家对中国古典家具的认知也只局限在硬木家具。西方人对中国漆木家具都是猎奇的心态，或者因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而吸引，希望能拥有代表中国文化的家具，无论是作为装饰欣赏还是实用，主要是从一般生活消费品的角度来看待的。由于当时的漆木家具价格低廉，所以大量的向海外流失，据马可乐回忆，当时仅北京每天出口的漆木家具有100个集装箱，“全国主要的三大市场是：北京、上海、广东。当时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一般的民间的，但中间一定会掺杂着比较好的，没有被人注意到的东西，我们当时尽量地从这里边选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想法留下来。”

　　漆木家具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在中国人家里几乎没有人要，有朋友早期曾用廉价的人造革沙发在农村可以换多件漆木家具。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陆续有很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他们接触到了中国民间的漆木家具后，才形成了漆木家具的买卖市场。当时还在做古典家具生意的马可乐逐渐的发现，如果自己不留住一些漆木家具，要么就都流失海外，要么被破坏掉，他说：“当时中国人几乎不买，都是外国人在买，当时商人把漆褪掉以后大批量很便宜地就卖到外国去了，当时大概一百块人民币收上来，转手就卖一百块美金，他觉得挣很多钱了，就是把它作为一种纯粹商品的来对待的。80年代的中后期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边有很多家具是没有办法估计它的真正的价值的。所以我就决定根据我自己当时的能力，作为我的收藏方向。我喜欢又能买得起的就留住。只有少数像汤森这样的藏家会买。比如，有一件宋代的琴桌，我收藏了近30年了。这件作品都是我收藏的里程碑。从这件作品，我才开始重新认识漆木家具收藏的。有人要买，没有卖给他们，否则今天这些核心的漆木家具一件都留不住。”

四出头官帽椅一对 14-15世纪 山西 槐木 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藏品

　　对于漆木家具的认知，马可乐也有很深的体验，至今难以忘怀。他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天津的古玩市场上看见一个榻，这个榻当时我看着它很喜欢，但是这个榻当时我感觉他开的价钱比平时我们能够付出的要多好几倍，那么这个东西当时我就犹豫了一下，没有买。当时他开的是当时是4000块人民币，80年代，4000块人民币那个时候也挺高的，因为普通工人的收入也就是几十块钱，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买东西像类似那样的东西基本上大概就是在1000块以内，几百块钱。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当时的认识的没有及时地判断，结果我回来的路上，我当时觉得虽然贵点儿，但是我觉得很喜欢，所以我还是想买，结果打回电话去也就是中间也就是两个小时的时间，对方告诉我已经卖掉了，被一个台湾的客人买去了，这件东西一直到很多年之后仍旧在我的脑子里边印象极为深刻，因为等到随着我的对家具的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件宋元时期的一件东西，因为我后期我又收到了一些东西之后，我才觉得这件东西是我应该藏而没有收藏的一件重要的东西，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当时的认知没有达到，我相信很多其他的买家在买类似的往往就是因为在价格方面，觉得高于了自己当时的心理价位，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要非常慎重地来对待这件事情，否则的话很多的好东西可能就会失之交臂。”

驾几供案 13-15世纪 山西 槐木和其他杂木  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藏品

　　当时，国外的买家中藏家占少数，有美学教育背景的藏家，他们知道尽量地保持作品的原貌，但是作为大部分的买家来讲，只考虑家具搁到家里好看不好看和好不好用。马可乐当时把大量流通的漆木家具界定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具有收藏性质的。一部分就是装饰性的。装饰性强的商品特征更强，所以市场需要什么，家具就给处理成什么样子。但是这就有对家具判断水准的问题了，也就会损坏一些好家具。他讲了一件被损毁家具的往事：“曾经有几个国外的客人要求我把一些漆木家具的漆推掉，当时我就跟他说，如果褪漆就不卖了，因为褪了漆就把这件东西毁了。因为我们自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到现在想起来心中都觉得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我在80年代买过一把明代的四出头椅子，以现在的标准来讲当时的状况是非常好的，基本上是90%以上的漆都在，而且开片保存得非常完整。因为那个时期大部分时间我不在国内，所以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工人已经把漆褪掉了，褪掉以后我也无可奈何了，这件东西我一直保留着，它作为一件提醒自己的标本来警示自己。”

　　对马可乐而言漆木家具收藏的黄金时期实际上是是在80年代的后期，“对于我来讲很多的好东西都是2005年之前收来的，最好的都是在80年代收藏的。2005年之后，我们看到出现在市场上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好家具越来越少。所以到2005年之后，我就基本上不再去买了。因为，我不想搞成五马换六羊，六羊换七鸡。现在我看的东西，已经赶不上我手里的藏品了，而且非常贵，那么我就没有办法再去买了。所以我觉得我的大部分的收藏是用的是十多年前累计下来的。如果那个时候随随便便就把它卖掉了，也就都卖掉了，因为你卖多少钱都是可以挣钱的，但是把它留下来很难，你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压力，包括经济上的压力，包括客户的压力，客户来了以后他要买，不卖给他会很不高兴，逐渐的他就不来你这里了。但是这样你也没有办法，就是我跟我的客人说在我收藏范围内的东西，核心的东西我一定我不会卖的，否则的话我做的事情没有意义了。但是核心之外的东西，我也不会随便乱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是出口，到了新的《文物法》颁布以后，一百年前的家具出口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很多的外国人就不买了，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办手续，同时也很麻烦。中国收藏界有一小部分人，特别是艺术家开始关注漆木家具。2005年之后有一些新的收藏家加入进来，他们也买到了一些不错的家具，但是要成体系的收藏已经很困难了，因为这些存世的东西是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从社会发展的轨迹来说，中国从贫穷到很快的富裕起来的社会，对文化的认知也一定会跟发达国家一样，随着人们的经济能力和欣赏水平、文化修养的提高，对这些东西的关注度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强。”

高浮雕彩绘大橱 14-15世纪 山西 松木  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藏品

　　收藏与投资的两个概念

　　马可乐认为虽然东西方的欣赏角度不同，但是对具备普世价值的作品认知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他说：“在民国以前，中国历代都有非常著名的收藏家，但是当时中国的收藏家关注的三代的铜器、宋元字画、瓷器，然后就是金石文玩，明清除了名家作品之外，包括一般的瓷器都不太进入这一级别藏家的视野。而且就中国收藏的传统来讲也都是代代相传的，很多的东西在一个家庭里流传几代甚至数百年，直到这个家庭发生了一些变故之后，藏品才会再进入市场进行流通。一般的藏家大概20年一个交替，老一辈的他把东西买进来了，等到他临去世或者去世以后，他的后辈就把东西就全部拿出来卖掉了。为什么现在我们仍旧可以在国外市场上买到一些中国流失海外的好东西呢?因为，这些家庭当时收藏这件藏品时没有看重它的市场价值。他们更多的是出于对它的喜爱。中国的收藏现在还处在非常初级、非常不成熟的阶段，因为很多人都是投资的心态，整个社会也在讲收藏投资的话题。我觉得这个做法是非常非常得牵强的一件事情，市场价格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国外就认同艺术品是除了房地产和金融投资以外的另外一大投资工具，这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它的的，它跟收藏不完全是一件事。”

　　“比如，英国铁路退休基金会，他们是拿退休员工的退休基金来进行投资的。这个基金会三个人，一个是负责财务的，一个是负责行政的，一个是负责鉴定的专家。他们是完全是作为投资来运营的，这是一种技能和专业了，这里面包括市场调查，包括真伪的鉴别，包括资金的运用。我所知道他们的成功案例，1972年，他们在香港的拍卖会买了一件中国的唐三彩马，这是唐代的，这匹马当时我也看到了非常大，在这种品类里边属于最高级的作品，然后在1992年他们在香港拍卖，拍卖了4400万港币。也就是1972年的200万港币也是很多钱，但是到了20年之后变成了4400万。换句话说每年升值一倍，这是非常好的回报，作为投资来说，这是非常成功的投资。我认为这是一个专业的行为。并非买个艺术品，就能够挣钱了，特别是想短期挣钱的，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艺术品投资一定有一个时间的沉淀。艺术品投资有点儿相似于股票，它有起有落，基本也是低买高卖，但是你必须在高的时候卖出去或者在低的时候买进来，这个时机的把握要求对全盘的了解，才可以做这件事。”

　　在马可乐看来，收藏要做自己能力以内的事情，然后把它形成一个体系，无论以后获利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以认为是成功的投资。但是首先收藏的基础一定不是纯为了赚钱。

　　博物馆园区运营的困扰

　　马可乐希望自己的博物馆可以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另外博物馆里的每件藏品都是孤品，所以为了满足古典家具爱好者的需要，也为了博物馆园区的运营，马可乐希望以新养旧的产业模式能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为园区输血。据马可乐介绍：“现在在我们的商业代码上面仍旧是工业，属于工业又没有科技项目，又没有大的产值，文化产业扶持基金又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援手，我们没有办法对接。我们去年刚刚持平，今年市场不好，新家具又要和很多的个体小家具厂竞争，而我们的运营成本比他们高很多。希望能够得到政府对博物馆的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