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拓《西岳华山庙碑》 故宫博物院藏

　　二、“八分”与“隶书”的引申观念

　　统视上文，明清文人频将“隶书”与“八分”相比，但对“隶书” 本体论述则远不及“八分”，而且多针对“八分”而言，明代王云凤《八分存古书·序》的旁征博引便是一例。此外尤可注意者：其一方面既专门论述二者的不同，一方面又在一般的行文中将二者混用。如明代赵宧光在《寒山帚谈》中既独具发明地将“隶书”划分为分隶、汉隶、唐隶、徒隶以及近代隶书，但其他章节似乎又没有对这数者以区别。当然，基于数目庞大的明清文献，本文无法面面俱到，因为“八分”既可以是“隶书”的别称，成为文人作诗、行文的文学手段，其含义又免不了与时而变，甚至同一时代、同一人也有前后所指不一的现象， 所以试图归纳所有观点是不现实的。但通过研究，至少可为其提供部分合理解释。

　　里耶秦简

　　在学习“隶书”的风气还方兴未艾的明代，许多文人会区别自己所学究竟是“八分”或是“隶书”，举两例以证。舒頔“习字尤喜朴拙，识者曰：‘宗汉隶，非八分也。’”将“朴拙” 同汉隶关联。又，谢肇淛《五杂组•人部三》：“今之隶书皆八分也，其源自《受禅碑》来，而务工妍，无古色矣。文徵仲、王百谷二君，工八分者也。”如此的观点在明代并不鲜见，即使是后来“八分”“隶书”并称时，在书面语上仍频用“八分”——其与当时对“隶书”一词的态度相关，虽然此“隶书” 未必是后世观念中通行于两汉的“隶书”，但由于“隶”字所透露出的“下层”“民间”“卑微”“世俗”的意味，被很多自恃清高而又好古尊经的文人所回避甚至不取就是情理之中的了。早在唐代，韦续《五十六种书》：

　　二十七、古隶书，秦程邈系狱中，变大篆所作。始皇嘉焉， 拜侍御史，名徒隶之书，今为八分。

　　二十八、徒隶之书，因程邈幽囚为徒隶书也。

　　里耶秦简

　　宋代董逌亦云：

　　或谓书家但言邈在云阳狱，初从简便作书，主于隶徒，故号“隶文”，当多事时，用之适当，遂公行之。

　　元代赵孟更是一语道破天机：

　　秦灭典籍，废先王之教，李斯变古篆，程邈创隶书。隶之为言，徒隶之谓也，言贱者所用也。汉承秦弊，舍繁趣简，四百年间六义存者无几。

　　“贱者所用”确乎是尖锐的说辞，同“八分”相关的蔡邕及《熹平石经》等彰明史册者相比，“隶书”所具有的文化光环自然难望其项背，因而许多好古之徒自云所学非“隶书”而是“八分”也就成为逻辑的必然。赵孟所云绝非个案，明清多有同謦咳者，若明代赵宧光谓“徒隶”：

　　一曰徒隶，六朝诸碑文多作此字，绝似童子初执笔不成文者，然有古色，披沙拣金，往往见宝，不可尽废。

　　赵宧光此前曾论及“分隶”“汉隶”，因而这里的“徒隶”很显然不是后世观念中的“隶书”，从今存古代书迹看，也很难明确其究竟是何面目。然而将“徒隶”与“童子初执笔不成文者”相对应，出于对书法史的常识可知，该词在明代的书学环境中毕竟不属于“雅俗共赏”的范畴。又，明代李日华《六研斋三笔》：

　　古人不贵小楷，谓之隶书，为胥隶所书耳。

　　此“隶书”虽指“小楷”，但也因“隶”字的含义受到轻视。

　　明拓《乙瑛碑》 故宫博物院藏

　　“八分”同“隶书”相比，至少在字面含义上给人好感。“八分” 的“创造者”王次仲或蔡邕，前者生平无考，后者是东汉文化巨子，而“隶书”的“创造者”程邈确却社会底层，其“出身”差异体现在相关文献上，便分化出颇为复杂的文化信息。而明清的文献对于“八分”以详细论述和频繁使用至少可传达以下三方面的引申含义：

　　1.正式与主流。不论对“八分”的起源持何立场，明清文人提及“八分” 者大多会把部分东汉和曹魏碑刻作为该书体的判断标准品，加之东汉蔡邕领衔书刻《熹平石经》一事的巨大影响，“八分”具有规范、正式的意味也就自然成立。如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 无不皆八分书者。是今之真书，不足为字也。”虽然唐代张怀瓘仅说“八分”是“章程书”，但由于铭石之作在流传过程中的特殊优势，因而顾氏将其划为“金石之文”——即铭石书，也是顺理成章的了。而认为“八分”具有明显左右向背及波磔特征者，也基本认同铭石书于汉、魏时期发展成熟并成为当时的主流。

　　明拓《乙瑛碑》 故宫博物院藏

　　2. 复古与规范。中国文人对于古代典范的推崇是自古而来的文化传统，在书法方面则集中体现于对古老书体(如早已退出实用领域的篆、隶等)的学习。而明代尤为彰著地体现了“以篆为源”的观念，今人对此研究已甚多。从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所说“小篆古形犹存其半， 八分已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来理解这一点也并不困难。另， 从文字演进的角度看，虽然八分制于隶书之后(认为东汉王次仲、蔡邕造者多持此论)，但其创制显然是针对自秦代程邈以来“自下而上”所进行的文字简化的一次系统的规范和修整，清代刘熙载云：“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隶，皆是浸趋简捷，独隶之于八分不然。萧子良谓‘王次仲饰隶为八分’，‘饰’字有整饬矜严之意。”虽然民间的书写简化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事实，但隶变过程中的谬误众多、改变六书造字原则也确有其事。因而通过增加字体中篆书的比例来规范字形，实际上就是恢复以“六书”为代表的古代文字构型及经典文化。这种文化心理与赵孟恢复魏晋笔法及明代“前七子”“后七子”的文学复古，具有相似的理论逻辑。

　　明拓《乙瑛碑》 故宫博物院藏

　　3. 文化与精英。“八分”与“隶书”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同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之辩类似，隐隐带有文人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对立。与“八分”相关联的词汇，若“王次仲”“蔡邕”“《石经》”“篆”“汉”， 等等，除了王次仲属生平无考的特例外，其余都或多或少地与精英文化相关。相比之下，能与“隶书”相联系的词汇，若“秦”“程邈”“隶人”“云阳狱”，等等，从一开始就没有占居“文化制高点”。虽然明清文献对于这两者的论述比较混乱且不乏交互，但从大的格局上看，“八分”所具有的文化符号要高于“隶书”。这也就无怪乎赵孟要说“隶书”是“贱者所用”了。虽然随着清代碑学运动的兴起，数目庞大的汉、魏碑刻逐渐被“经典化”并为时人所认同，但这种文化上的心理仍具有强大的惯性：很多并不刻意区别“八分”与“隶书”者在作诗、行文时， 仍然愿意在标题上以及某些特定的地方用“八分”一词。54这固然有文学创作角度对声律、用典的考量，但这种“古称”“别称”似乎并不与重视经典和精英文化的心理相悖。

　　明拓《乙瑛碑》 故宫博物院藏

　　三、余论

　　明清易代，清代文人对既有辩题保持热情，但也多对这种争论开始冷静的反思。外因层面：这一方面归功于数目庞大的汉、魏碑刻逐步成为实证考据的重要资料，一方面归功于郑簠、郭宗昌、朱彝尊等人通过自身书写实践和访碑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内因则是由于对二者概念的纠缠造成了愈辩愈不明的状况，而且难有新意，渐成桎梏。如刘熙载《艺概》：

　　隶于八分之先后同异，辨而愈晦，其失皆坐狭隶而宽分。夫隶体有古于八分者，故秦权上字为隶;有不及八分之古者，故锺、王正书亦为隶。盖隶其通名，而八分统矣。

　　凡隶书中皆暗包篆体，欲以分数论分者，当先问程隶是几分书。虽程隶世已无传，然以汉隶逆推之，当必不如《阁帖》中所谓程邈书直是正书也。

　　清 杨岘 七言联 143cm×33cm×2 故宫博物院藏

　　正是由于不断的反思和追问，清人对于“八分”与“隶书” 的论述远比明人清晰、务实，在分类发展中逐步走向客观，并在较为宏阔的书法史观中得出了延续至今的一般认识。清人的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类：

　　1. 沿袭旧说，只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由于相关文献比较有限，且难以建树新见，遂沿袭旧说如“八分”有波磔、篆法、左右舒展若“八”字、与“隶书”存在随时代变迁而名实改易的现象，等等。以上虽然无多新意，可也是守成持重之举。如徐树丕《识小录》、朱履贞《书学捷要》等。

　　2. 生硬考辨，往往流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对于这样的历史公案，能够为其作出盖棺定论的结论自然极为困难，而搬弄陈说、沿袭旧辞似乎也无可厚非。但依既有文献强加分析， 生硬地提出自家说法;或者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也不乏其人。如孙承泽《研山斋杂记》、王棠《知新录》，等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还出现了一些专门考辩二者概念的著作，如方辅的《隶、八分辨》，虽然作者已经接触了当时新出土的材料，表述中也有创见，但他更愿意停留在运用既有材料驳斥宋代以来的金石家如何错误的层面上，论述古代常见的词义变迁缺乏灵活性，故难免流于刻舟求剑。

　　清 杨岘 七言联 143cm×33cm×2 故宫博物院藏

　　3. 停止争论，简单认为八分就是隶书。面对有限的传世文献和难以区分的汉、魏碑刻，撇开生硬的名词之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结束古老命题的现实干扰，确乎可以说是务实之举。而将“八分”统摄于广义的“隶书”之下，逐渐成为清代文人的首选，这样的做法也一直延续到今天。清代碑学兴起以降，除了专注于文字沿革和金石考证的学者之外， 一般文人特别是书家多不再把二者的区别当做重要的讨论命题。若姚鼐《惜抱轩诗文集》、钱泳《书学》、罗汝怀《绿漪草堂集》等。

　　王铎跋《西岳华山庙碑》

　　今人对于“八分”“隶书”的认识大致依照上述清人的第三类观点延续下来，但回顾明清两代的隶书发展，特别是清代碑学运动中隶书写作的丰富实践时，相关文献对二者的辨析的确是极有价值的参照。尤其在当今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某个特定时段或个人对于此二者的认识亦可以与其隶书写作的取法范本、风格面目乃至思想观念相互发明。例如明清时期都有大批作者将曹魏隶书《上尊号奏》《受禅表》等奉为圭臬，并以东汉《熹平石经》为经典范本，这些风格取向和审美好恶的背后，显然在观念层面上有着复杂的原因。而崇尚经学正统、重视渊源与谱系、推崇古代典范、彪炳文人的精英地位等，无不与诸多书法史乃至艺术史上种种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古代社会中某些思想母题只是以某种形式投射到了书法史上，故区区如“八分”“隶书”的概念辨析，亦可在古代思想史中找到相应的关联甚至是出处。进一步讲，将文学史、绘画史和书法史、印章史上种种概念辨析特别是涉及复古的说辞一并参照时，尤其可以察觉某些相似的理论逻辑和思想母题。至少从明清时期诸人围绕着“八分”“隶书”的聚讼看，“书”作为“六艺之一” 的古老定位和“书如其人”等观念的复杂影响，仍旧灼灼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