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金石学复兴，学者沉湎其间，成果丰厚，自乾隆以降历嘉庆、道光、咸丰;从毕沅、阮元一直到黄易、邓石如、赵之谦;名流如云。但偶尔也有出洋相闹笑话的事例，令人忍俊不禁。

　　首先的一个例子：毕沅是早期金石学兴起的最重要人物。官至陕西巡抚、湖广总督。著有《山海经校注》《晋书地理志校注》《关中胜迹图记》《关中中州山左金石诸记》。文献记载他60大寿时，一县令为奉迎上司所好，送呈20方古砖，并拓出墨本，集裱成册，一并呈上。毕沅见之大喜，并无鉴伪之疑，还破例约见送古砖的县令所遣家丁，言60大寿，有人赠此古雅之物，真吉兆也!遂询家丁其物之由来，家丁见巡抚大人如此喜欢，不免得意忘形，多嘴多舌：云此事俺也有功劳，遂将县令觅旧本雇匠人模仿，定点仿造、做旧、做残剥、苔藓效果。墨拓成册的拓工如何掩饰假砖的破绽，种种不一而足的过程和盘托出。更自炫自己在哪些环节中出过力。毕沅听了不发一言，拂袖而入内室，县令弄巧成拙，家丁饶舌，若无毕沅大喜，破例接见家丁;或家丁不多嘴饶石，得意忘形，则毕中堂定会以假作真，20方伪古砖作为中堂60大寿寿礼，若再获这位金石学家题跋，无人再敢指摘其假矣!

　　第二个故事是阮元。作为一代金石学领袖，阮元官至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又任大学士，加太傅。传世最著名者，为煌煌巨佚《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又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与毕沅一样，是从经史之学转向金石之学的路径。论学问深厚没得说，但看实物却未必皆可靠。清人笔记有载：阮元有一门生赴都会试，途经通州买一烧饼充饥，因见烧烤导致斑驳成文，大似青铜器铭文，甚见古穆之意，遂忽发奇想，戏以墨拓之，寄呈阮元过目。并附一函，佯言：“某于通州古董肆中见一古鼎，惜无资不得购，不知为何代物?敬请师长考订，以证其真赝。”

　　阮元见墨本并来函，约集名士学者共同鉴赏，大家不敢遽断。阮元以宋代《宣和博古图》为据，指拓片某字与《宣和博古图》收某鼎文字相合;某字漫漶因拓工不佳，某字不辨为年代久远剥蚀迷离，实非赝品云云，随即题跋其后复函于门生。门生见之大噱。一个烧饼，因好事者多此一举，竟成匪夷所思，或曰金石学家如果是从史学家、经学家转过来，则目验实物的本领并不是万无一失的。

　　第三个故事，是金石学大师罗振玉。罗振玉号雪堂、贞松老人，虽步入政界，但以金石考据诸般学问立身。初在北京为官，辛亥革命后又立志效忠逊帝而赴日本京都避难。再滞留大连，赴长春伪满洲国。他与王国维齐名，世称罗王之学。本世纪四大发现即甲骨文、汉晋简牍、清代内府大档，西域残纸，前三项与罗振玉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平心而论：文物古董抢救，罗振玉功莫大焉。传世《殷墟书契前编》《后编》《殷墟书契考释》《流沙墜简考释》皆称一代文献。后之研究者无不奉为经典。

　　在京时期，罗振玉同时经营古玩，古董商的形象逐渐胜过作为一流学者的形象。北京海王村有一家名叫博闻簃的古玩舖。主营青铜器和字画。掌柜的收到好物，必赴大连求售于罗振玉。罗氏收青铜器遇到佳器例不还价，尤其是最钟爱有款识铭文者。于是，博闻簃东家将从各处收来的敦、彝、爵等有款识者率先送到罗振玉处。业内人士知道罗振玉有个规矩：凡有青铜器或其他古玩，必须第一个给他过目，如若别人先看了，他就不买了。但他的行内声誉就是不还价。古董商们要卖好价钱，当然罗振玉是最可靠的买家了。一旦遇到没有铭文的彝器，古董商们会找匠人刻上几个字，再做旧做锈做纹样，一起带给罗振玉，殊未料罗氏不分真假一并收入。想罗氏鉴定收藏是顶级人物，见多识广，不可能分辨不出赝品。明知假还买假，那么只有一个可能：真者自己留下收藏;假的再转手牟利。反正是雪堂所出，名牌效应必然起作用。后来他人的文献记载也印证了这样的事实。尤其是在日本京都和东北大连长春，反正并无相抗衡的专家，故路径十分畅通。当然，知假卖假，罗振玉也因此背了“个古董商”的坏名声。

　　毕沅是以假为真;阮元是以无为有;罗振玉是知假买假卖假。三位学术大师货真价实，世所公认。对待造假赝品的态度与做派，有的如同笑谈;有的反映出官场“潜规则”，有的学问一流贡献卓著但小节有瑕疵。皆是文物古董市场在清代乾嘉年间和民国初年的种种殊相。从它们入手去研究当时的市场、交易活动，合理推导，是很可以得出相当丰富多彩的结论;倘若再与今天文物古玩书画拍卖、鉴定、市场、交易世界的种种尴尬相对比，则更可以推衍、拓展出更大的学术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