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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福柯在中国观察之二：从哲学到艺术，福柯的辐射效应
2015-03-27 20:58:24 裴刚
聆听福柯思想的青年
1983年,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简单地说,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借助于尼采的著作,我试着尽最大的可能在许多方面看看这个或那个领域能够做些什么。”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主将，他借助尼采主义揭示、批判、打破和逃出资本主义“现代性”铁笼。并且福柯的丰富性和独创性还体现在他的考古学、系谱学等等方法论，他的话语实践分析和权力——知识理论，他对许多领域的开拓性研究，等等，都已成为国外“福柯学”的话题。福柯思想在各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如研究福柯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吴琼所说：“福柯思想作为一种应用，基本上是没有边界的。”
福柯小组
据福柯著作《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的译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北成回忆，上世纪90年代，台大社会学系叶启政先生在北大开社会学班时，也讲到福柯。叶启政当时跟刘北成讲过他最欣赏的一个学生是李猛。后来李猛发起了北京大学的福柯小组。
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旭回忆了自己20多岁的时候在北大参加福柯小组的经历时说：“我们小组聚在一起就是读福柯，它代表了我们这茬人对时代潮流的一个判断。”他回忆自己1995年参加了在陕西师大的全国后现代会议，那个时候他刚上研究生，但是在此之前已经了解福柯。从事福柯的研究，是1996年到北大以后，大家在一起读福柯，人比较多的时候大概有二十多人。从1996年开始，留校任教的北大哲学系硕士李猛组织起了福柯小组。每个周六早上9点，小组成员都如约聚在中国文化书院研读《福柯文选》，看埃瓦尔德和德菲尔他们编的四卷本《DIT文集》，把它翻成中文，就是《福柯文选》，实际上已经在三联约了这样的一个130篇左右的稿子。一直读到下午五六点。福柯小组的学术起点比较高，阵容比较齐整，就像是前两年的巴萨足球队一样。阅读福柯也比较侧重于社会理论的视角。所以那个时候算是自己读福柯、研究福柯最有感觉的时候，而且主要是因为大家在一起读书的时候有研究历史的、有研究文学的、有研究法律的、研究社会学的等等，所以整体对福柯研究的面铺得特别开，认识的面也特别开。
从1996年一直到2000年，张旭觉得在这三四年的时间是他在北大念书的时候，读福柯比较集中的时间。因为这个小组是由李蒙来组织的，大家当时都还没毕业，而且整个福柯小组大部分都是九六级的博士生，氛围非常好。
福柯小组的成员以翻译的方式在读其著作，在小组成员中李康英语非常棒，一般的单词是不用查的，他有的时候会查一查《英汉大辞典》，就是极其难的词，一般他都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要从早晨九点一直要读到晚上五点，读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大家在一起讨论译稿，翻译是在底下翻译的，但是讨论译稿，连讨论带学习，跟被动地去读福柯的书，或者感兴趣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大家的感觉是在摸着福柯语言的肌理一直在做，所以基本上每一个词，每一种语气，每一个句子，很多我现在都是记得很清楚，基本上就像我们过去学英语时候用的那种死功夫，或者说用背《四书五经》的死功夫。
在张旭看来最重要的是福柯的哲学概念，不是他那些具体的对知识构成或者是权力的分析，或者是自我构成，那些可能有一些人会感兴趣，比如说做文化研究的或者是做图像研究的，或者是做像后殖民研究的，比如说对话语分析这些比较感兴趣，做思想史的;你要是像社会学系做社会理论的或者是像做医学人类学的这些，做历史的，做法学的，包括像我们以前一起读书有一个人大的就是我们一起的，还有两个人大的，比如说救灾史、赈灾史，他们都是做具体的史学方面研究的，福柯对他们来说那是非常好用的工具，对我来说确实影响比较大的不是这些比较具体的方面，而是哲学方面。
戈雅 《巨人》 铜版（1810--1817年）
策展人了解的福柯
策展人秦思源自90年代开始接触到福柯思想。那时候秦思源因为经常去伦敦ICA艺术中心的书店，那个时候他开始对艺术有兴趣，就开始找这方面的书来看。当时秦思源还没有系统的去了解福柯的思想。还没有进入当代艺术领域的秦思源，面对有好多福柯著作的书店，所以就从书架上拿了几本买回去看。那几年哲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密切，已经在国外开始兴起的浪潮，在中国国内要比国外晚了几年。从秦思源自己的经验看，如果自己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对福柯没有宏观的理解，自己看一本很具体的书会是很晕的事。所以，如果要了解福柯，应该对他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从宏观的视角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觉得这样会更容易读进去，因为不是读哲学专业的，看哲学书的确跟看其他的书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秦思源开始真正从事当代艺术的工作后，与当代艺术相关的文史哲和艺术理论变成必须掌握的基本功和工具，需要写评论和其他的文章，所以他才开始更系统地看福柯的书。在秦思源的经验中，福柯跟当代艺术的关系不是一种直接的关系，他其实没有直接地说关于艺术很多的分析论述。所以不是说他对艺术的影响是因为他对艺术的解读是如此如此，而是他对政治领域、科学领域、法制领域等等领域的影响，通过其它的哲学家和学者联系到当代艺术。
秦思源在了解福柯的思想体系中认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时认为：“从艺术权力角度来讲，就是他的政治化，福柯在政治方面讲究一个人应该面对权力，或者就是你面对规范化，他的意思是说人永远要反对规范化的权力，权力是什么?以前的权力是从上往下，很硬的一种权力，现在的权力值得我们分析，权力现在不是那样了，权力现在非常微妙，特别是在西方社会特别微妙的一种无形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可以说资本的权力，无形中在给每个人施加他自己的影响力和压力和控制，在这个层面用福柯的这种分析的方法作为一个艺术家可以更敏感地分析权力和我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每个权力都是不同的结构，权力是无处不在的，这个对艺术家也是很有启发性的。”
马奈 《奥林匹亚》 局部
艺术家了解的福柯
艺术家王音谈起自己对福柯的了解，是90年代中以后，通过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汪民安接触了福柯的思想。王音回忆上大学的时候写的论文中，谈及两个戏剧家，一个是谈的阿尔托的残酷戏剧，另一个是波兰的贫苦戏剧家格拉多夫斯基，当时王音对阿尔托有一些了解，王音把国内能找到的阿尔托的文章都看了，包括戏剧与文艺的。王音说：“我为什么说阿尔托呢?因为，90年代中期以后，我开始接触一点福柯，我发现福柯的很多气质跟阿尔托的气质上有一些很接近。我的直觉感到的。因为我不懂哲学，阿尔托的行文跟福柯的行文在气质上都情绪饱满，修辞华丽。后来我就跟汪民安交流，说有一个戏剧家跟福柯的东西好像挺接近，汪民安说他们是有关系的。后来我读过福柯早期的《疯癫与文明》。《疯癫与文明》里头也谈到阿尔托，涉及到阿尔托。我想说的是，第一我觉得福柯有一定的思想来源轨迹的，我们经常谈福柯是一个天才，是一个伟大的天才。我不是研究哲学的，所以读他的书比较累，有的东西我感兴趣看看，或者说我读得懂的地方我看一看。首先，他的著作中涉及到史学很复杂，可以说我对福柯是不了解的。但是我对他的思想，有一些在阅读上获得的感性认识，我觉得尼采跟阿尔托、福柯从写作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有一种连续性。另外，福柯的著作中会提及一些艺术作品，他有两个看法，第一他觉得疯癫和艺术作品的关系，在艺术作品存在的地方没有疯癫的存在的。他强调艺术作品和疯癫之间有一种决绝的隔阂；另一方面，他对西班牙艺术家戈雅的作品非常得着迷，他说从戈雅以来，现代世界艺术的决定性都是由疯癫构成的。这两个方面大致能够看出福柯对于艺术作品的一种判断和理解。他戈雅作品中的疯狂的那种临界的状态是很感兴趣的。比如马奈，还有我觉得他感兴趣马奈的是一种欲望，马奈作品的‘奥林匹亚’，他一系列的作品一直有精神性的欲望。总的来说他没有很具体地谈什么，他对艺术作品的兴趣是在于艺术作品暴露出一种精神气质性的状态。”
马奈 《草地午餐》
哲学家看福柯的影响
福柯著作《不正常的人》中文译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钱翰在对福柯认识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感到震撼：第一，是福柯的知识论，包括自己写博士论文，虽然我写的博士论文基本上不是直接谈福柯的，我的博士论文是谈的文本的概念。对福柯的引用也只有一点点的地方，但是福柯思想方法对于自己来说影响非常大，包括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尤其是看思想史，对自己来说影响非常大，我觉得他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一种启发。尤其是考察概念史、概念的变化，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的，对于认识历史、认识过去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他的结论，他有一些很有道理的结论对我有影响，而且他这种思想方法对我来说就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第二个很震撼来自翻译他的《说真话的勇气》，福柯对古希腊的重新挖掘，对于超越自我、认识自我，怎么来认识自我，福柯解析得非常细致，虽然以前也知道一些，但是因为没有像他解释的那么细致，所以有的地方挖掘得不够深，实际上翻译这个书的过程福柯带领自己去重新挖掘这个问题。最近这些年对中国的儒释道也非常有兴趣研究，那么儒释道也是认识自我的学问。福柯带领他去挖掘古希腊是怎么来对自我认识、自我反省，怎么自我修身。“所以，我在翻译《说真话的勇气》的时候确实是感受到挺享受的。”
据钱瀚介绍《不正常的人》出版第一次印了六千本，《必须保卫社会》又重印了一次。在他看来：“福柯影响的人群其实比较广泛。”因为从他的观察看论文上面对福柯的引用，包括研究法律的，有研究社会学的，有研究哲学的，研究文学的，研究艺术的，这几个方面比较多。对历史学、政治学的影响明显更多。福柯的著述是跨学科的体系，涉及的知识非常广，所以他和德国哲学不一样。他涉及的问题像《词与物》本身就是《词与物》，包括对思想史、学科史，尤其包括法律的、社会的，各方面的影响。知网上查一下对福柯的引用，在各方面的学科。《必须保卫社会》在很多学科都有引用。这方面与德里达，和罗兰巴特不太一样，德里达相对来说影响的面主要在哲学和文学和艺术，就在这几个领域，像政治他们就讨论的相对比较少，政治、社会、法律基本上讨论得很少，但是福柯几乎涉及所有的人文学科，几乎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人文学科，文史哲都都有他影响，大家都有兴趣研究。
福柯在西方学界的影响
据福柯著作《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的译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北成介绍在美国大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政治学，人文地理，人类学都要求读一些福柯的著作。
钱翰博士认为在福柯逝已经三十年的时间，福柯的思想仍然在影响着法国的思想理论，“在法国20世纪以来福柯的影响可能应该是最大的，现在看还是地位最高的。”因为福柯的影响到今天从未中断过，不存在大家忘记了之后要重新再想起他，福柯的影响基本上是持续的。对法国文科，法国的人文学界一直都重视福柯，一直到今天。如果我们去书店，福柯的书还是很多的，尤其是他这个《演讲集》也刚出完，也是摆一排，也是很壮观的，而且销量也比较好，就是法国人文学界对福柯的重视是一致的，一直都很重视。
福柯的思想影响的主要是青年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吴琼从自己教学与研究的经验认为：“福柯的思想影响的主要是青年，然后就是影响在学院的这个体系里面。其实中国关于福柯的介绍在80年代以来我们会看到，就是关于西方新思潮的介绍中最先都是由文学系统的人完成的。目前国内的福柯研究里面两个体系，一个是哲学的体系，一个是在人文的体系，我们总体把它称文学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人文的体系，以目前的影响群体看是以青年为主导力量的。但是我不是特别地清楚，福柯在对我们这个青年一代的学者的影响，到底给了他们什么样的启示和影响，或者他们获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我目前没有看到很像样的一个成果来呈现，就是喜欢福柯的人，读福柯的人其实很多，但是福柯给我们的并不只是一个观念，他给我们的学术带来的改变，这个改变我们到底从哪儿可以看到，目前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时间沉淀。”
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汪民安曾多次提及：“在中国798，一个画廊前台的女孩也知道阿甘本是谁。但是中文系那些博士生不知道，不知道谁是阿甘本，要说福柯、德里达他们还知道。有一点是艺术界比较开放，话说回来开放是开放，但是有几个能够真正地了解这个呢?”这段话引出了艺术家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而艺术家更重要的是直觉先行，需要超越知识的框架，为哲学家提供启示未来和言说的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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