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福柯思想的青年

　　1983年,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简单地说,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借助于尼采的著作,我试着尽最大的可能在许多方面看看这个或那个领域能够做些什么。”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主将，他借助尼采主义揭示、批判、打破和逃出资本主义“现代性”铁笼。并且福柯的丰富性和独创性还体现在他的考古学、系谱学等等方法论，他的话语实践分析和权力——知识理论，他对许多领域的开拓性研究，等等，都已成为国外“福柯学”的话题。福柯思想在各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如研究福柯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吴琼所说：“福柯思想作为一种应用，基本上是没有边界的。”

　　福柯小组

　　据福柯著作《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的译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北成回忆，上世纪90年代，台大社会学系叶启政先生在北大开社会学班时，也讲到福柯。叶启政当时跟刘北成讲过他最欣赏的一个学生是李猛。后来李猛发起了北京大学的福柯小组。

　　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旭回忆了自己20多岁的时候在北大参加福柯小组的经历时说：“我们小组聚在一起就是读福柯，它代表了我们这茬人对时代潮流的一个判断。”他回忆自己1995年参加了在陕西师大的全国后现代会议，那个时候他刚上研究生，但是在此之前已经了解福柯。从事福柯的研究，是1996年到北大以后，大家在一起读福柯，人比较多的时候大概有二十多人。从1996年开始，留校任教的北大哲学系硕士李猛组织起了福柯小组。每个周六早上9点，小组成员都如约聚在中国文化书院研读《福柯文选》，看埃瓦尔德和德菲尔他们编的四卷本《DIT文集》，把它翻成中文，就是《福柯文选》，实际上已经在三联约了这样的一个130篇左右的稿子。一直读到下午五六点。福柯小组的学术起点比较高，阵容比较齐整，就像是前两年的巴萨足球队一样。阅读福柯也比较侧重于社会理论的视角。所以那个时候算是自己读福柯、研究福柯最有感觉的时候，而且主要是因为大家在一起读书的时候有研究历史的、有研究文学的、有研究法律的、研究社会学的等等，所以整体对福柯研究的面铺得特别开，认识的面也特别开。

　　从1996年一直到2000年，张旭觉得在这三四年的时间是他在北大念书的时候，读福柯比较集中的时间。因为这个小组是由李蒙来组织的，大家当时都还没毕业，而且整个福柯小组大部分都是九六级的博士生，氛围非常好。

　　福柯小组的成员以翻译的方式在读其著作，在小组成员中李康英语非常棒，一般的单词是不用查的，他有的时候会查一查《英汉大辞典》，就是极其难的词，一般他都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要从早晨九点一直要读到晚上五点，读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大家在一起讨论译稿，翻译是在底下翻译的，但是讨论译稿，连讨论带学习，跟被动地去读福柯的书，或者感兴趣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大家的感觉是在摸着福柯语言的肌理一直在做，所以基本上每一个词，每一种语气，每一个句子，很多我现在都是记得很清楚，基本上就像我们过去学英语时候用的那种死功夫，或者说用背《四书五经》的死功夫。

　　在张旭看来最重要的是福柯的哲学概念，不是他那些具体的对知识构成或者是权力的分析，或者是自我构成，那些可能有一些人会感兴趣，比如说做文化研究的或者是做图像研究的，或者是做像后殖民研究的，比如说对话语分析这些比较感兴趣，做思想史的;你要是像社会学系做社会理论的或者是像做医学人类学的这些，做历史的，做法学的，包括像我们以前一起读书有一个人大的就是我们一起的，还有两个人大的，比如说救灾史、赈灾史，他们都是做具体的史学方面研究的，福柯对他们来说那是非常好用的工具，对我来说确实影响比较大的不是这些比较具体的方面，而是哲学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