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1942年出生于黑龙江兰西。1963年就读于黑龙江大学，1964年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留校任教;1969年任职于浙江省军事农场;1958年至1998年任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1995年至1996年赴美国纽约。参加过数次国内外重要展览，当代艺术家。

南瓜计划 80×60厘米 2006年 李山

　　上世纪70年代就活跃在艺术圈的李山这些年露面不多，他在做什么?

　　“除了生物艺术，大部分时间在跟科学家打交道，准备材料，制作方案，进行思想和学术沟通。”2月份，李山回到上海，让他高兴的是“能与我的学生们玩玩”。

　　2013年8月，《李山读书笔记》面世。从书名看，读者以为这是一本读书笔记，实际上却是一本关于生物艺术的开创性著作。1993年，李山客居美国纽约，开始思考生物科学与艺术创作的相关问题，阅读了大量的生物科学研究成果，并做了详细的笔记。为展现这些笔记原貌，上海大学出版社副社长、艺术总监张天志以影印的方式出版，并附上若干生物艺术方案及草图，他认为此书“将会给中国当代艺术一个震动、一个反省和一个未来”。

　　记者：关于“生物艺术”，从《阅读》方案到实际操作《南瓜计划》，你经过了怎样一段心路历程?

　　李山：1998年初，我在纽约完成了生物艺术方案《阅读》，此前做了近6年的准备工作，除了知识的准备，对生命是什么、语言如何操作等问题也必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明确的做法。《阅读》方案应该是生物艺术史上第一个艺术方案，也是艺术家首次以分子生物学思想为指导做出的方案。

　　目前，生物艺术作品还很难由艺术家独立完成，它需要与科学家合作，这就产生新的问题，由于观念、目的、出发点不同而带来沟通交流上的困难。如何建立相互信任也是艺术家必须做的工作，而更大的阻碍来自基因伦理，这也是上帝设置的关卡，我用很长时间寻找跨越关卡的可能性。

　　2003年，普林斯顿大学和埃默里大学的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伦理程序蕴藏在细胞中，并通过基因代代相传，伦理道德竟然是一种物质，而非人文经验。这样，伦理是什么，如何看待它，我有了科学依据的支撑，在与科学家辩论时终于有了底气。当然，你还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一只老鼠向你道早安，你是否已做好了应答的准备?同样，面对这样的作品，艺术家本人的头脑是否能经得住它的冲击?

　　尽管人类对植物生命的认识仍然肤浅，我还是找到了可以制造转基因南瓜的机会。2007年，我与评论家张平杰将《南瓜计划》的制作方案交给了上海农业科学院的陈教授，委托她来培育。4个月后，接满转基因南瓜的株枝从实验田地移至香格纳画廊，在一片质疑声中展出，观众的惊愕目光至今还历历在目。

　　令人欣慰的是，多年的努力终于在《阅读》方案中回答了什么是生物艺术、生物艺术所使用的材料、生物艺术的构建方式、生物艺术所呈现的样式、生物艺术创作的思考点等问题，这就给生物艺术廓清了界限，也给出了学术讨论基础。

　　记者：“生物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在当下做这项研究难在哪里?

　　李山：生物艺术探究的是生命本身及生命的其他语言表述方式。

　　我们知道，现在生命形式是由4个字母A、T、C、G来书写的，这部经过几十亿年完成的“巨著”已于20世纪末“出版”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改写一下字母或增加一些词汇呢?这就是生物艺术创作所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

　　2012年底，在台北当代艺术馆举办的展览上，我是这样解释作品《遭际》的：“将基因在转录和翻译过程中的调控机制解除，让其随机表达，这可能是一个生命获得自由的唯一一次机会。”这也是给基因解码的一种方式。科学给艺术提供着思想，而思想只在一个智慧点上闪烁，这是创作上的书写难度。

　　记者：“生物艺术”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实践，当下的接受程度如何?

　　李山：生物艺术是艺术史新的章节，语言的颠覆性难以让人们接受，甚至提出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我的一位文学家朋友说我在搞伪科学，言下之意是说我搞伪艺术，无论是开玩笑还是真实的表述，都说明生物艺术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艰难程度。尽管中国艺术家最早从分子生物学层面去思考生物艺术问题，并多次展示过以文字表述和图片标识的方案，但是截至2009年《南瓜计划》作品在香格纳画廊展出时，仍旧听不到评论界的声音。《南瓜计划》继续忍受着孤独和寂寞。

　　由于艺术批评界缺乏相关的知识背景，即使引发某种讨论也无法涉及艺术创作的核心。对比中国当代艺术的迟钝，国外对生物艺术的关注度则很高。在我们一贯强调继承传统时，他们则强调创作，对新鲜事物十分敏感。他们的大学设有相关专业和完善的实验室，实习与学术交流已进入常态化，科研所能够承接相关的艺术方案。艺术家爱德瓦尔多·卡茨的生物艺术作品《荧光兔“阿尔巴”》于诞生后的第二年就参加了韩国光州双年展，而《南瓜计划》问世7年后才有机会参加新疆双年展。

　　迟钝的背后是认识问题，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艺术的自然属性的意义。理解生物艺术的前提是必须对生命有着深刻的认识，而认识生命如果偏离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是做不到的，这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功课。与其说是区别，还不如说是差距。

　　记者：对于同样尚未被国内公众了解和接受的“原生艺术”，你曾表达过一个观点叫“可能的拐点”，请阐述一下。

　　李山：在新疆的时候，我去过卡拉麦里，在那里观察过野马的生存状态，动物们的生存法则非常简单，就是吃和繁殖，虽然它们也有争斗和厮杀。而人类则变得非常复杂，贪婪成了人类的天性，人类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按照人们今天的价值观来判断，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与贪婪有关，并且这种贪婪有增无减、永无休止。

　　那么人类要不要反省自己，我们的文明走向是不是偏离了，我们是否需要回到初始的原点，重新思考、判断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看，原生艺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式。

　　“可能的拐点”不仅仅是指当代艺术和美术史，更重要的是指人类文明的走向。

　　记者：你对原生艺术从接触、了解到持续关注，是怎样一个过程?国内原生艺术发展的现状如何?

　　李山：2011年，为出版一本书，我来到上海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张天志的办公室，没想到的是，办公室的墙面上悬挂着一幅幅周惠明的作品，都是张天志的收藏。我以前也见过周惠明的作品，我知道没有几个人能看得懂，而眼下这些作品竟成为张天志的宝物，这令我对张天志刮目相看，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犀利的目光和独到的视角。除了收藏，对原生艺术，张天志还有一个更大的开创性、推动性规划，这在中国属开先河之举。我被他的举动所感染，我被原生艺术的纯真所感染，所以也想为原生艺术做点什么。

　　国外原生艺术研究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才在近20年里有了成果。而中国原生艺术的探索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势头迅猛。郭海平在南京创办了中国首家原生艺术研究中心，随后，在张天志的策划和带领下，诞生了国内首本引进中文版权的《原生艺术手册》，出版了反映国内原生艺术现状的第一本书《中国原生艺术手记》，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发掘、研究为目的的学术杂志《原生艺术》。前瑞士驻中国大使乌里·希克及法国的波斯特画廊也给予了出版和研究的支持。

　　中国原生艺术家的群体也不断扩大。郭凤仪、周惠明的作品在海外已经受到热烈追捧，新的艺术家如凤琴、凤英、景丽、李昌胜等也在不断涌现。

　　记者：你曾说自己关心的不只是艺术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那么你的终极思考的价值何在?

　　李山：构成我们肌体的所有物质于137亿年前就保存在介子浓汤中了，宇宙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当我们知道距离我们有着250万光年的仙女座星系正以飞快的速度向我们滚来时，我们对生命将会有着什么样的感触呢?如果我们从这里出发回到当下，我们会改变自己的观察角度、对当下会有着与以前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对待方式。

　　艺术还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