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衡的美女和鱼构成了一个词：美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我把江衡的这批绘画看作是一个文本，一个虚构的文本。

　　在九十年代后期，许多青年艺术家把美女当做一个主要的视觉母题，与众多的佳丽相比，江衡的美女看来要虚假一些，尤其是体形和表情，更像是上海三十年代的月份牌。与七十年前的月份牌上丰腴的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相比，江衡的美女具有一种新亚洲资本主义都市的“新人”气质：不加修饰和控制的笑容、性感的身体以及没有历史的快乐气质。

　　似乎难以将这种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女孩称作“新女性”。在三十年代(的月份牌)，“女性”形象上的定义事实上并不决定于身体性层次，它更多的来自于女性的社会规约在女性周身的投射，比如含蓄的笑容、内敛的目光和帘幕似的旗袍。三十年代可以看作是一个金色年代，那个年代，现代的开放性和传统的含蓄格调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新女性”在视觉上表示一种传统的雅致包裹下的自由的多元性，它的“新”来自尚存的对女性的形式限制。

　　江衡笔下的美女由于穿着超短裙和吊带衫，使得她们好像比以往历史上任何现代阶段的亚洲女青年都要表露出女人的性感气息，但她们本质上却更接近一种“新人”的定义，性是属于当代国际文化的一种游戏概念，不需要为“她”的权力去斗争或感伤。因为她们进入了一个物质主义时代，这是个身体性解放的时代，身体因没有禁止而失去了性别的文化界线和被禁止的美学。

　　在江衡的画中，强调快乐的同时也渲染着一种快乐丰富性的消失所带来的虚无气息，快乐来的太快也太容易失而复得，这是新亚洲一百年来所没有的，新一代好像没有关于亚洲殖民地历史伤痛的集体记忆。“她们灿烂的笑着”，这是江衡在画面中所强调的，他让无数美丽的金鱼伴着“新生的女性”在纯粹的快乐中浮游，就像是亚洲一代人获得新生后的青春漫游。

　　在九十年代后期的当代艺术中，对于亚洲新都市文化的表象的描绘基本上具有一种抒情的感伤气质，但大体属于对形象的象征含义的抒怀。在江衡的画中，快乐体现着一种亚洲新生代的特征，除了快乐自身所能体现出的相学，也具有一种时代症候。江衡将美女置于一种表现性的写意的寓言视觉中，就像中国水墨画中对寓意的表达。这是江衡的一种尝试，他试图用写意的方式传达出世代交替之际末世和新生重叠的快乐的基本特质：轻薄、悬浮、漫不经心、以及飘忽不定。

　　江衡的视觉具有一种神秘的灵异色彩，即画面好像一种亚洲资本主义走向极致后的乌托邦的显灵──纯粹的自由和纯粹的快乐，资本主义乌托邦所渴望的目标在亚洲新生代身上显灵了──就像电子写作和电子邮件所体现出的那种电子的灵性。

　　如果说，痛和快乐交织的是一种现代主义式的快乐，无痛楚的快乐则属于全球化的电子资本主义的。在九十年代末，关于美丽社会的物质理想开始在中国社会漫延，它也影响着新一代向“美丽”的逃亡。

　　我愿意将之称为一种“逃亡”，因为除了美丽本身，没有更美丽的去处可以皈依。江衡的“美丽社会”具有一种纯粹得令人不安的末世气息，那些女孩不再有亚洲传统妇女的自我禁止，你似乎可以无所顾忌地拥抱她们，或像金鱼一样的绕着她们的身边转，但她们好像视而不见，她们具有一种自足的特征：为快乐而快乐，为美丽而美丽。

　　在这里，江衡描绘了一种历史缺失后平面化的深渊式的体验：一种快乐和美丽的苍白、以及虚无。那些丰满、快乐、开放、离传统越来越远的新亚洲女孩，你不太能确定她们来自哪一个城市或者那一条街道。她们受全球资本主义流行媒体的教育，使用流行文化工业的产品，在同一个互联网上奔跑。

　　江衡的绘画就像在表达一种关于“美丽社会”的新月份牌经验：即试图通过一种美丽的入世景象示范一种赏心悦目的同时又简单明了的存在方式，重要的你不是想得太多，而是你不想就融入了那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