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新朦胧主义(广州站)在广州红专厂当代艺术中心开幕，共展出了21位中日艺术家作品。在2013年，第一届“新朦胧主义”就在东京画廊+BTAP (北京)开幕，由该机构总监田畑幸人提出“新朦胧主义”的概念。第二届，田畑幸人邀请皮道坚策展，于2014年10月在北京首展。此番南下，也是“新朦胧主义”首次在国内巡展。

　　朦胧主义：在西方引发巨大反响

　　“朦胧”是一种特殊的日本绘画风格，最早出现于明治维新时期。当时的日本传统绘画面临着西方绘画的巨大冲击，存亡之际，在日本哲学家冈仓天心的引领下，一批日本画家开始寻求风格的革新，试图创造出一种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性格。

　　西方油画，尤其是印象派作品对他们影响最大。在明治维新后期，形成了一种没有明显线条，利用颜色本身来制造层次感、阴影或雾状效果以突出画面的独特风格。但在当时，这种风格被批评过于西化，不被主流绘画所接受，所谓的“朦胧体”在当时也带有几分讽刺挖苦的意味。但意外的是，这批作品去到美国展览，却引发了巨大反响，最终奠定了它在日本美术史上的独特地位。

　　新朦胧主义：本土文化的当代转化

　　“‘朦胧主义’发展的这个过程，实际就是本土文化实现现当代转换的一条路径。”皮道坚说，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和日本当时的情况非常相像，即究竟该如何解决本土和世界、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东亚文化艺术应该如何产生世界性的意义?让西方文化在向东方不断渗透的同时，也能让西方听到东方的声音。

　　而这也正是田畑幸人在展览中加上“新”这个字的原因，“之所以称之为新，并不是简单将当代‘朦胧’作品做一个集合，而是希望可以借助这样的梳理，唤起人们对绘画历史性发展的重新审视，让那些在西方文化以外的艺术发展得到全世界的关注。”

　　政治想象：当下身份的“朦胧”

　　田畑幸人选择在中国———这个东方文化的母体举办这样的展览。在近二十年中，皮道坚的研究重心集中在传统水墨的现代化转变上，因而对于“新朦胧主义”的主题，也显得驾轻就熟。

　　从展览现场来看，与首届“新朦胧主义”群展相比，本届群展显得更加丰富，囊括了中国内地、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四地艺术家作品，也有不少八零后甚至九零后艺术家;在作品类型上，既有水墨、油画等架上作品，也有装置和影像作品。

　　现场有一幅香港艺术家林东鹏的作品《磨灭》，一张巨大的红色百元港钞，与整场风格颇有些不搭。放在当下香港与内地关系颇为复杂的当下，不难看出，这幅带有较浓的政治想象。

　　“这幅画是用炭笔画出来后，作者画了擦擦了再画，最终呈现出一种传统意境和现代生活、图像和材料之间错位的虚实关系。”皮道坚说。“一个好的艺术展，肯定需要对当下社会有所反映，无论是反映艺术家个人又或者是集体无意识，总而言之必须要能表现某种对当下真实的感受。”皮道坚说，在第一届“新朦胧主义”群展中，并没有加入“身份”朦胧这一层面向，这一次是他特别加入进去的。

　　从“空”衍生出来的东方美学

　　在艺术家沈勤的作品《园-1》和《园-2》前，“这幅作品被我归纳在‘家国故园意识’这个范畴之中，表现的是对生存空间的感受。”皮道坚说，在沈勤的作品中，他以虚境为美，是对当下这个物欲横流，每个人不知走向时，艺术家在这里寻找心灵的安顿。

　　“做这样尝试的艺术家，现在非常多，但沈勤不同的是，他用了许多超现实的成分，不再是一个真实花园的景象，通过诸如空间分割等方式，让心理空间变得更大。”

　　“新朦胧主义不是一个风格概念，这个展览呈现的更多是一种文化概念。在日本，有一个词叫做‘空’，非常贴切。对东方艺术家而言，他们更喜欢表达一些看不见的精神性的东西，在其中融入自己的情感。”田畑幸人最后总结说，只要作品是在表达这种东方思想，在他看来，都属于“新朦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