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那些个性强烈的艺术门类而言，一个艺术家本来就拥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自由王国，没有他人置喙的份。然而，一旦以作品示人，一旦以作品参展，一旦以作品求售，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领域的扩大，其强烈的个性就自然而然地外化、物化，进而转化为社会性，具备了公共性，而听人评说，任人臧否了。

　　因此，优秀的艺术家常常在确立、表现自己的艺术个性之时，不是一任天性的发挥，也不会一意孤行地执着，而如老农种地一般，在丰富的经验之上，确选良种，适时播撒，继而夜观天象，昼察苗情，随风云而调整，缘阴晴而变化，如此而有五谷丰登。郑板桥之“一枝一叶总关情”、李可染之“东方既白”即是他们在中国画创作领域“登泰山而小天下”的缘由。

　　所以，我比较推崇如董继宁这样的艺术家：创作肇始，即有明确的大度的文化选择。

　　董继宁喜欢“独步”。他说：“我喜欢在黑夜里独步，人说是孤独的象征，而我认为是自我反省的良机。细雨蒙蒙，人们早已沉睡，我却在这人与自然的梦境里漫游，享受着宇宙的哺爱，时空的吻。” 同是智性，同为思考，哲学家在独步中依靠灵感，获得异端思想;科学家在独步中依靠灵感，获得崭新发现;艺术家则在独步中依靠灵感，获得爱意与美感，别开生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董继宁艺术的个性是“独步”时寻找到的。

　　董继宁在作品中常署“灯下”。他说：“宁静的冬夜，拥挤的人群、繁杂的俗务渐渐远去，捧上一杯清茶闭目凝神，享受这难得的闲适，整理整理纷乱的思绪。”当所有的名山大川为游人占据，当所有的江河湖海有游船横行，当所有的古寺大殿被吆喝摇撼，离开了熙熙攘攘旅游大军的山水画家能获得夜半静思，就十分难得了。那时，一缕茶香，淡淡的，幽幽的，通透四体，神驰四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董继宁艺术的个性是“灯下”推敲出来的。

　　喜欢雨夜独步，喜欢灯下沉思，在一番反省之后，董继宁获得了人与自然同时拥有的“梦境”，获得常人不曾得到的更广博的关爱。以卧游天下、心造万象为传统的中国山水画家，完全可以挥舞着赶山鞭，喝令三山五岳齐列麾下，而无需为茅棚担忧，更不为山亭所障目。所以，在中国历代优秀山水画家的笔下，总是江天廖廓，总是风起云涌，而不是这些年我们所常见的：种不完的一亩三分自留地，绕不过的三拐两折旧门廊。因此，董继宁无论是回到有生养之恩的湖北那个偏僻山城咸宁，重温儿时乡情;还是走向西北大漠，远眺唐古拉山，感受异域风情，他都不是亟亟乎速写抓拍，较多地则是平心静气地把握山之大势，感悟山之灵性，或者与山民痛饮，在吆五喝六中与山之脉动同律。所以，在他的笔下，小景不多，“一瞥”难得，多题“生命从此”、“沧桑之悟”、“岁月沧桑”之类的诗语或“血色高原”、“史诗中的三峡”、“夕阳山外山”之类的大题。即使是 “牛铃响起的地方”、“蟋蟀园地”、“金色池塘”等地点明确、取向单一的作品，也是山重水复，密林丛莽，一派寥廓。即使是“和爷爷同龄的老树”、“古老的村落”、“月光下的茅屋”、“骆驼草”、“江梅引”等存在特指对象的作品也沉浸在哲思与诗意中，断难从自然与生活中找寻与比对。

　　作为一个山水画家，生于多山的中国，可谓得天独厚。千百年来，炎黄子孙与华夏山川彼此感动，彼此映照，从而有了独具个性的山水文化。一般而言，中国山水文化的个性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山水通灵，也即自然的人性化。中国的艺术家在科学家、哲学家难以企及之处，一任想象的翅膀拍打，赋山川万物以情思妙想诗意。中国的自然风物因此而灵性十足，姿态万千;其二，“坐忘”“心斋”，也即人与自然的同化、幻化，而同化幻化的前提便是人之丧我，心之虚静，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整体艺术化。在这种山水文化的观照下，中国艺术家的主体得到了充分的自由。然而，中国艺术却时而一路高歌，辉煌无比;时而苦唱沉吟，在艰难中跋涉。究其因，就在于中国山水文化要求中国艺术家“坐”于山水之间，而“忘”掉一切——一切的存在与一切的联系(物质的、知识的、思想的、情感的等等)。实际情况则是，中国艺术家在物质的引诱下，在知识的引导下，在思想的冲击中，在情感的冲突中，常常连“坐”都难，何谈“忘”，何谈“虚”，何谈“静”!由此，我们来考察一下董继宁的山水画创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董继宁的艺术观，以及从中透露出来的自然观并不是传统中国山水文化的正宗——天人合一，而是中国社会文化的正宗，也即天下大统。进一步地说，在影响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三大思想文化体系中，董继宁主要选择了“儒”，但不排斥“释”与“道”，尤其不排斥“禅”。其画面的纯净与墨韵的充分，是佛家的“清静无为”之境界;其彩墨的块面流转与笔力转折的灵动，是“禅”的机锋所至;其把握、组合天地物象的能力与表现的欢快通达，无疑是一种高度的“畅神”，是道法自然的例证。但是，董继宁不是相忘于江湖的隐士，也不是在家出家的居士，其人生态度是入世的、进取的，其艺术观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浩然之气”是对自然造化的整体把握，所以，董继宁不苛求于自然的细节，不沉湎于那些鬼斧神工造就的险景。在他的笔下，是整匹河山，而不是那些边边角角、小情小境的特写与放大;是大自然的脉搏律动与呼唤，而不是某种自然物象的启迪。不是小桥流水人家，而是古道西风瘦马。出生于山区的他，离开了山区的他，自然对山有着亲切的体会与深情的回忆。如果说家乡的山川在他的作品中较多地化为一种情愫的表达、化为一种诗意的提炼、化为一种哲思的认可的话，走出江汉，远上西北，则让他从本原上把握了山，或者说，他对于山的认识更理性了、更透彻了、更宏观了。浩然之气激荡于群山之间。

　　这“浩然之气”是对山川风物的深情投入，所以，无论是杏花春雨江南，还是铁马秋风冀北，董继宁都是一往情深。正如他在许多年前所说过的：“大自然的宽广博大让我深深爱上了乡村的一草一木，大山的凝重让我学会独立和要强，田野的旷达让我体味到辽阔与淡泊，山泉溪流给我以生活的盎然情趣。山川草木，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这些年来，董继宁对于大自然的关注虽然没有贯注到“一草一木”的细腻程度，那份情却是厚重的、博大的。

　　因此，他以相对统一的笔墨语言不仅表现了不同质山川风物的四时征候，而且体现了其中蕴含着的历史文化信息，准确而又充分，深刻而又动人。浩然之气贯穿于物我之间。

　　这“浩然之气”是培养出来的，也是开掘出来的。出生于山区、而又离开了山区的画家远不止董继宁一人，生活于中原、江南而远走西北体验大漠边关的也远不止董继宁一人，何以董继宁能驾驭古道长风而直驱天下呢?!。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浩瀚体系中，有一个字是系于各方的一个结，它就是“静”。儒家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也。”(《礼记》)道家说：“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道》)佛家更是四大皆空，置身方外，着眼未来，连生命都在一片静寂之中。细想起来，这“静”字中的学问不小。佛家讲静，是无为。道家讲静，是无为而无不为。儒家讲静，则希望顺势而为。静而无为，自然与艺术无关。静而无为又无不为，其中的转折需要大智慧，一般人难免忸怩作态，人格分离。因此，从心而出，顺势而作，必然化长途为捷径，以四两拨千斤。关键是：此情如何?此心如何?此理如何?董继宁正是把自己的社会良心、历史责任、江湖义气、生活需要与艺术追求合而为一，观山则情满于山，情动于山，情系于山，而堂堂正正，浩然之气充溢于笔墨之间。

　　由此，苍山如海。

(作者为人民日报文艺部美术组组长、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