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辛国正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1963年出生在钧瓷的发源地——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河南省陶瓷协会理事，星神陶瓷艺术研究所所长。他创造的釉色和釉质莹润浑厚、古朴典雅，在业内独树一帜。他创立的星神陶瓷艺术研究所，拥有各种设计制作品种一百多种类，成为钧瓷研究、发展、创新的领头羊。

　　南方日报：神垕镇上有大大小小的陶瓷企业数百家，有多少企业是生产收藏级的瓷器的?

　　辛国正：就算是具体到某一位师傅，能够称得上收藏级的作品，也是极少数的。刘富安大师生前亲手砸掉的不满意作品就有数千件。我自己每次开窑，也会发现大量的不合格作品。尽管想尽一切办法去控制那些可控的因素，但在同一个窑，有一半出品是合格的就已经很不错了。一件上等孤品，往往背负着一窑或几窑烧坏了的作品的成本，因而市场价值必然是奇货可居。

　　南方日报：掌握了配方，就能够烧出一窑好钧瓷来吗?

　　辛国正：做陶瓷其实跟做菜是差不多的，不但要有好的材料，而且要有好的厨师。同样的配方，给不同的人去釉烧，出来的效果很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此外，就算是同一个师傅，要同一个窑里边得到两件相同的作品也是非常难的。对钧瓷而言，无法控制的因素很多，更多时候，只有火能够告知我们最终的答案。

　　南方日报：什么样的釉色和釉质才能算是好釉?

　　辛国正：就单色釉来说，当然就是按照设想的标准把一个颜色做到毫无瑕疵。对于多色釉来说，则是越丰富越好，不同的颜色之间既讲究变化，又要讲究自然，最好是做出一些别人做不到的效果，当然，这种效果应该符合艺术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

　　南方日报：您的价值取向是什么?

　　辛国正：艺术应该与自然相结合，把我们在自然界观察到的最美的东西，力求能够表现在陶瓷上。譬如传统钧瓷最经典的“雨过天青”，还有鸡血红、玫瑰黄等，都是来自自然界的本色和意境。

　　南方日报：这些价值取向是您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吗?

　　辛国正：应该说是我在几十年的理论学习中慢慢体悟出来的，甚至从其他学科上也吸取了营养。很多艺术家对我的艺术理论都有过影响，譬如韩美林、杨国辛、刘富安、王家斌、苗锡锦、李少翰等，他们不仅帮助我完善了知识结构，而且更新了价值观，一步步掌握了许多尖端的技艺，让我在继续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去开阔自己的国际视野、现代视野。

　　南方日报：作为一名大师，您觉得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辛国正：因为大家能拿到的材料基本上差不多，所以要做出一件真正能够让人叫好的瓷器出来，关键还是看你怎么理解美，怎么理解这些材料，然后再用一定的方法用这些材料把你所理解的美呈现出来，这就是考验你的价值的时候了。

　　南方日报：是什么力量驱使您在艺术上不断攀登?

　　辛国正：对自己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则源于对艺术那种无限可能性的向往和对自己能力的怀疑。再厉害的大师，也会有很多事情你做不到的。甚至有些效果你以前曾经偶然得到过，现在也未必还能得到。这就是钧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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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钧瓷收藏掀起刘富安热

　　从去年春拍开始掀起的一股刘富安热，至今仍在引领着一批当代钧瓷大师的作品行情的不断飙升。

　　业界把2014年视为当代钧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已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当代钧瓷第一人刘富安的作品“益寿瓶”，以379.5万元的高价，刷新了其个人保持的当代钧瓷成交纪录。而这一年，仅刘富安一个人，在拍卖市场上成交的作品就多达30件，加上韩美林、苗锡锦、晋佩章、任星航、杨国辛、辛国正等其他艺术家和工艺大师的作品，成交数量则多达上百件。

　　翻开陶瓷拍卖史，我们可以发现一大串让人眼花缭乱的与陶瓷有关的拍卖成交纪录。对比起这些动辄以过亿元成交的作品，一些人或许觉得钧瓷大师刘富安379.5万元的拍卖成交纪录未免过于寒酸。

　　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解。这些人并没有注意到，凡是在国内外拍卖市场上以天文数字的价格成交的陶瓷作品，无不是几百年前就已经存在的“老古董”，譬如2.45亿元成交的“鬼谷下山”是元代生产的青花瓷罐，而2.81亿港元成交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则是明代黄帝的御用瓷杯，与我们所说的“益寿瓶”这类当代艺术大师们创作的作品是两个概念。事实上，早在2011年7月，当刘富安大师的另一件钧瓷作品“大红袍钧瓷·梅瓶”在北京纳高春拍以134万元的成交价格荣登当代钧瓷艺术品拍卖价格之首时，他已经成为继顾景舟、王锡良、张松茂之后为数不多的作品价格过百万元的当代陶瓷艺术大师。

　　由此可见，对于当代陶瓷作品的市场价格，还远远无法跟元青花和明斗彩那些“老古董”相比，几百万元的成交纪录已经是很多当代大师级艺术家无法启及的高度。正因如此，业界也把刘富安比喻为钧瓷领域的顾景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