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徐渭草书《白燕诗卷》

　　当下，一些人在品评书法时，却把所谓“高古”作为评判书法优劣高下标准，若被指为“取法高古”，便是好的，否则就是不好的、低下的。流风所及，一些人便摹写秦汉篆隶、魏碑，以求“取法高古”，甚至刻意描摹秦汉碑版中，那些刀锋刻划以及被岁月风雨浸蚀的痕迹，故作颤抖曲折之笔，以求“古拙”效果。这给当下书坛带了一些不良习气。

　　其实，“高古”并非是品评书法优劣高下的标准，而是指一种艺术风格。唐代司空徒《二十四诗品》中提出了24种艺术风格，“高古”仅是其中之一。书法风格同样丰富多彩，不同风格之间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是带给人们不同的审美感受。而一些人却主张书法要“取法高古”，以秦汉篆隶和北魏碑版为“上”，轻视楷、行、草书。例如，饶宗颐《书法六问》中主张，学习书法要先从秦、汉、魏开始。饶老此说正确，但他又说：“若从唐人起步，则始终如矮人观场矣。”如此轻贱唐代书法，这就有失偏颇了。

　　书法艺术的成熟和发展高峰不是在秦汉，而是在魏晋，从那时开始，书法才成为一种人们自觉追求的艺术类型。对此李泽厚《美的历程》中有过确论：“书法是把这种 线的艺术 高度集中化纯粹化的艺术，为中国所独有。这也是从魏晋开始自觉的。正是魏晋时期，严正整肃、气势雄浑的汉隶而变为真、行、草、楷，中下层不知名没地位的行当，变而为门阀名士们的高妙意兴和专业所在。”这里，他对真、行、草、楷的产生，大声讴歌。

　　对于书法来说，东汉、魏晋以后草、楷、行书的出现具有非凡的意义。在此之前，殷商甲骨、周朝金文、秦汉篆隶甚至北魏碑版，完全是为了歌功颂德、纪事立言，书写者或受王命、或为公务、或受人请托，书写的内容基本上与书写者没有多大关系，写字纯粹是实用;其中大多数只是摹写字形，少数高手佳作才算得上是书法。而东汉、魏晋以后，草、楷、行书的出现，纸张的普遍使用，不仅大大方便了书写，而且书写内容更多地从公务扩展到个人事务，使个人情感和兴意的表达成为可能，从而赋予书写能够成为艺术的本质特性。这才有了王羲之“写《乐毅》则情怫郁，书《画赞》意涉瑰奇……”

　　可以这样说，草、楷、行书体的产生，是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是书写者的个性解放。所以，从东汉赵壹《非草书》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新书体——草书的出现是多么欢欣鼓舞、趋之若鹜。就连崇尚秦汉篆隶和北魏碑版的饶老，其《书法六问》中也不得不承认“晋代以来，书法更成为了一种抒发书写者内心感情的艺术。这一情况在晚明表达得尤其淋漓尽致。”“我们不妨说书法，尤其是行书、草书，是冰解冻后的长河，是瀑布形的音乐，是人们抒发感情的广阔天地。”所以，篆隶书体在晋唐以后开始衰落，尽管对先秦汉魏金石碑版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并没有停止过，但是直到清代前期，它都没有引起绝大多数书法家的兴趣。

　　唐代孙过庭《书谱》中指出：“古质而今妍”是书法发展的必然结果，今人“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呢?所以，如果将“高古”作为一种书法风格来追求，或者将篆隶魏碑作为一种书体来学习，都无可厚非。但是，品评书法，言必秦汉北魏，用“高古”来吓唬人，那就错了。其实，楷有“八法”远甚于“篆只一法”“隶有波磔”;以楷入草、作草如真，比起以篆入草、以隶入草，更能够带来草书线条的万千变化和鲜明的节奏;而行草书写更有利于书法家个性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