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收藏交易拍卖市场的结构越来越多元化，艺术品交易受股票市场、房产市场横向影响的要素不断増大，艺术品收藏拍卖也开始呈现从刚起步的个体买家转向由企业、财团投入的新趋势。2014美术传媒拍卖与我合作提出的“整体性收藏”、“专题性收藏”、“规模性收藏”模式，也正是针对这种新趋势而发的。

　　企业投资古董艺术品，最具有纪念碑意义的，还是1987年3月日本购买梵高名画《向日葵》的事例。1987年，在日本名不见经传的安田保险公司参与艺术品投资，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令人咋舌的2500万英镑(约合52亿日元)拍得梵高名画《向日葵》，成为日本人拥有世界、彰显经济強国的一个标志物。记得我去日本讲学时，大街小巷、名都乡镇的印刷物、杂志，还在不厌其烦地整版刊出《向日葵》或以它作刊物封面。梵高和他的名画似乎成了日本民族文化自信的标志图像，成为日本国民谈资中最时尚的主题。而安田保险这一豪举带来的效果是：一跃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大企业财团，业务迅速扩展，直接收益超过20000亿日元。

　　其实，梵高一生画了六件《向日葵》,故而安田这一件并不是孤本。2500万英镑足以在英国买到一座商厦或摩天大楼，据说安田保险在随后的澳大利亚海轮巨额保险业务竞标时，击败比它规模大得多的世界级企业而中标，其原因正是不惜巨款购买梵高《向日葵》所产生的新闻传播效应与品牌标志。这种公关效应的获益者不仅仅是安田保险，日本的整体国家形象也藉此得到大幅提升。有舆论认为，日本企业暴发户恃着当时日元汇率高涨形成的超强购买力，抬高了全世界从古董手表到名画艺术品再到地产的全球价格指数。

　　中国艺术品拍卖起步很晚，但也有一些财团企业有所作为，不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和业绩值得一说。

　　(一)保利拍卖与圆明园兽首

　　2000年，北京保利集团在香港以3000万元巨资购得圆明园文物铜牛首、铜猴首、铜虎首。此后，中国澳门博彩企业家何鸿燊在参观了保利博物馆牛、猴、虎首后，于2003年和2007年分两次斥巨资购得铜猪首、铜马首捐到中国内地。2009年2月，福建商人蔡铭超以爱国主义名义拍了铜兔首、铜鼠首而不肯付 1400万欧元成交款。再后来，保利博物馆授权天津展出铜牛、猴、虎首时销售复制品。比起老牌的北京嘉德、瀚海、荣宝诸家拍卖公司，因为这些故事与举措，保利一下子从叨居末位的新兵一跃成为国内拍卖老大。

　　(二)南京企业家投资：陆俨少《杜甫诗意册页》

　　2004年，北京瀚海拍卖春季拍卖会，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画百开册页》以6930万元被南京天地集团购入。这是中国画在当时的最高纪录。也是陆俨少作品当时市场价格的三倍多，加上佣金则接近四倍。此事成为股份制民营企业南京天地集团文化含量极高的标志性广告，对扩大企业知名度、美誉度有奇功;并对企业整体性投资、规模性收藏做了一次极好的示范。南京天地集团为此成立了长风堂博物馆。2014年，浙江文化界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纪念大展，还曾由浙江画院专程赴南京向天地集团借出这套册页，展示于中国美术馆正中圆厅。

　　(三)龙美术馆：《功甫帖》、鸡缸杯

　　2014年，上海新理益集团、天茂实业集团董事长刘益谦以天价2.8亿元港币在香港苏富比拍得“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与他2013年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以5037万元人民币(822.9万美元)收购苏轼《功甫帖》一样，引起巨大的争议。但这些争议辩论，反而帮助他声名鹊起，他的“龙美术馆”也因此成为上海的新地标，吸引着无数观众与爱好者来一观这些具有传奇故事的文物的风釆。

　　总结这些企业家转战艺术品拍卖投资的新闻事例，有几个特点是值得一提的：

　　首先，作为企业投资成功的文物古董艺术品，必须有足够的知名度、唯一性，保证它有强大的社会关注度。《杜甫诗意画册页》为画家平生唯一;《功甫帖》、鸡缸杯皆有许多历史故事可叙述，又有足够的真伪争执吸引眼球。

　　其次，在拍卖会上的成交价均是匪夷所思的天价，一掷千金的豪举令人震动，新闻效应明显。市场关注度达到最高级。

　　第三，企业均因此而知名度急剧飙升。后续的展示于企业博物馆、美术馆正是其实实在在可持续发展的物质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