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有这么一个段子，说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展览中，有位批评家策划了一个展览，那个年代还没有特别既定的所谓策展人的说法。展览中有位艺术家因故不能展出自己的作品，于是他在开幕时当起解说(因为同时他是个批评家，因此有言说的理论水平)，带着记者到处逛展。据说后来的报道把这位解说当成策展人刊发出来，这可把真正牵头的策划人气坏了......再后来，慢慢的策展人变得吃香起来，一直到90年代末，新千年初，策展人几乎成了艺术圈的不可或缺的话语权掌握者之一。

　　后来，策展人策划展览变成一种日常，这在当代艺术处于“地下状态”的那个年代是无法想象的。最疯狂的时候，每周末的798艺术区同时开幕的展览有几十个，各种展览主题也是琳琅满目。艺术界人士基本是从这个饭桌跳到那个饭桌就完成了几个画廊饭局的应酬。

　　然而好景也不长，在高喊“策展人时代”到来的没几年间，策展的困境丛生。不光大展屡招质疑，在策展人内部的裂变也一直在生发。上世纪末兴起的策展人更是转向画廊、艺术机构经营的复合角色，而此时艺术家们有时不得不扛过大旗，提升自我策划能力技能。在年轻一代这里，面对自我策展意识自觉时代提出的新要求，策展人是否能完成自我升级，介入到艺术系统的深处，与这个时代的艺术生态达到更好的融合是必须要完成的课题，策展人帽子里的戏法是否够用了呢?

政纯办UCCA展览现场

　　大展走下神坛

　　大约从塞曼(Harald Szeemann)开始一直到现在，独立策展人这个概念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道路，他把后现代很多的理论转化为有效的工具，把美术馆的墙打开，把双年展打开，把博览会也打开，策展同时到达了所有的这些地方。塞曼两次策展威尼斯双年展都载誉而归，而为何今天的威尼斯双年展走下神坛，策展人更是屡遭非难?眼下威尼斯双年展在即，却再难有当年人人争相关注的迹象，即便策展人是口碑极好的奥奎。人们甚至会反问奥奎能否重拾自己曾经执掌过的那届卡塞尔文献展的辉煌?

　　“奥奎是一个理论能力非常强的策展人，他的背景是诗人。他当年的卡塞尔文献展做的平台，请一百个各行各业的学者来一起讨论，开创了跨界和研讨的策展风气。从这届来说，从我这次跟他接触的经验来说，我发现他还是非常感性的，如果说有什么期待，我是期待在感性跟理论之间能够取得一个平衡，我们知道通常这样的展览一旦顾及观众的视觉经验，更顾及感性的话，往往就会流于景观，更顾及理论上的工作，往往就会显得枯燥和过渡晦涩，所以我希望奥奎能有不错的表现。”参加本次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的艺术家邱志杰如是说到。

　　策展人冯博一也曾质疑过像威尼斯双年展这样的大展，在他看来，策展机制的陈旧是问题所在。“作品跟大规模的主题展的主题联系不紧密，容易视觉疲劳。双年展、三年展在五年前在中国属于比较“时髦”的，而现在国内的双年展，大家的兴趣也不是特别大，因为策展方式陈旧，大家厌倦了。纵观全国美展，中国美协做到了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他们的模式60年不变，这是不是也有问题?”

　　“策展人都是各干各的，暗自竞争，谁也瞧不上谁!而且，真正的策展人也不多。大展览都是策展人制度，但根本不知道他们怎么挑选策展人的，比如说竞标是可行的，但都没有，没有一个机制。N年前在深圳我做过一个关于策展人的会议，也谈过类似的话题，但效果不好。未来也很难出现大家在一起合作的可能。对我个人来讲，我只是想怎么把我的展览做好就行了。策展现状的困境，谁来挑头谁来规范这个制度我也不知道。”

　　策展人的流变

　　展览在今天的时代里已经有点嫌多了，但职业策展人并没有因此而增多，当然挂个名写个前言的策展人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过来的那批策展人，陆陆续续升级成为画廊的老板或总监，比如北京公社的负责人冷林，北京公社的展览策展人通常都是冷林;长征空间的卢杰，当然卢杰已经很久不往展览宣传海报写下“策展人：卢杰”这几个字了;还有刚刚推出“秩序的边界”的蜂巢当代艺术中心，策展人夏季风本身就是蜂巢的负责人。

　　“目前的这批国际策展人是很有问题的，而目前最火的中国策展人也是很有问题的”。几年前，卢杰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在卢杰成为画廊老板之前就是一位出色的策展人，比如他和邱志杰等联合发起的大型艺术计划“长征计划”。但在近7、8年的光景里，卢杰开始回避策展这个事情。“全球在过去的10年里进入的思考不是策展，而是艺术经济生产体的组织动员方式和资源分配方式的一个另类。艺术赞助制度的问题，国家文化策略的问题，欧洲大陆的一种资金分配的问题，和英国的一个公共赞助的问题，还有美国的非盈利与盈利的对立问题，全部都出现问题了。”

　　“它必然有问题，也在调整和变化。并不是说群展就不能做好，并不是说有主题、有策划的事情就不能做得好，但是策展理论和教学，策展的经济报酬和独立性，策展和一个城市的关系等，现在处在一个调整期，这事正常，期待下一波的突破吧。”卢杰在承认自己对策展领域没有提出新的见解和实践的同时，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的工作重心和兴趣点转移到对艺术经济实体、资本的一个新的动员方式的思考。

　　去掉策展人的帽子，不光在卢杰这里发生，冷林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除了成为画廊主，冷林还把自己化身为艺术家组合之一——政纯办。(政治纯形式办公室的简称，由洪浩、萧昱、宋冬、刘建华、策展人和批评家冷林共同创立于)在去年年底，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推出的展览“政纯办：全民健身”，覆盖着UCCA大堂、长廊、甬道、中展厅，是这一五人艺术小组在国内的最大规模个展，也是其九年创作生涯的首次回顾展。展览全面而简洁，由十余件作品构成，以若干组装置为重心，现场还包括行为作品《抽相》的首演。这个小组致力于以一系列的跨学科实践探讨“‘我们’在‘我’的世界中”这一母题;通过讨论、旅行、饮食、阅读和玩乐等集体行为，构成了诠释21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基础形式。

　　不光如此，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更可以看到在一些艺术家大型个展中，渐渐抹去了策展人的身影。比如近期刘韡在尤伦斯的个展，徐震在龙美术馆的个展。艺术家慢慢成为一个“自产自销”的强大体，其中尤以徐震为最，不光可以应付大型个展，同时还要操办着没顶公司大大小小的正常运作。

“中国最好的拍卖协会”微拍群

　　自觉策展意识的时代

　　“展览并不是非得有策展人才可以做，也不是非得是策展人才可以策展。今天，一个展览可以没有策展人，但难以想象没有策展性，或者说策展意识。当自觉策展意识成为艺术系统中的基本起点的时候，策展人身份的意义就不再是提供一般意义上的展览了。”策展人鲍栋在一次采访如是说到。在鲍栋看来，年轻一代策展人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评论家、一个观察者，更多的是介入到艺术生产系统的内部，即策展人的工作包含了生产性，包括与艺术家之间的讨论、展览现场的控制、空间和视觉设计等各个方面。

　　“上一代策展人则更多的满足于批评家、理论家的角色。但这么划分代价肯定是不对的，上一代策展人中的费大为、侯瀚如最早就完成了从批评家到策展人的转型，而我这一代现在叫做‘策展人’的很多人，似乎还只是把策展的工作理解成起个标题、写个前言。”

　　给策展人提出难题不光是逐渐“疲惫”的策展机制，或是那些“强大”的艺术家，在年轻艺术家这里，同样具备着自觉策展意识，并对职业策展人提出更高的要求。

　　“过去的一年里，艺术家执行策划的项目，也会给我很多启发。”策展人王麟说到。在王麟看来，这样的项目会更好的打破策展人常规的惯性，“比如叶甫纳的《指甲计划》，比如宋兮和杨欣嘉做的《圆梦公寓》，为什么说策展人不能发挥更多的主动性去做更多这样的项目，而局限于做一个没有那么知识生产的展览。当然我不是说有主题性的展览不好，但是前提是你是真的有对生态或者对你的个人研究方向也好，做有推进的展览。但是这样的展览现在我们见得太少了。”

　　“杨俊岭他们做了一个‘中国最好的拍卖协会’，是一个微拍，但是他在里面拍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是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承诺，他都把它拍卖掉了，这样的东西让我感到很新鲜，有可能你买到了不是一个实物，但你还是花钱了。最开始是拍卖水彩，后来越拍越多，像何迟拍卖他使用微信表情的权限，就是一个人买了他的权限，以后在微信上不能用任何表情，就是那些圆的符号他在微信上以后再也不能用了，类似这样的东西。”

　　“对于策展人本身来讲还是具有一定的权力的，他的权力在于首先是基于他个人的学术研究，对作品的价值判断来挑选艺术家，艺术家在这个环节中是被动的，但是现在很多艺术家在打破这种权力格局，他们在自发的组织一些项目和活动，包括葛磊他们发起的‘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项目……”王麟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