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库斯·吕佩尔茨(Markus Lüpertz)

　　导言：在继肖恩·斯库利，大卫·霍克尼这两位西方艺术大师纷纷在中国举办个展之后，又一位西方艺术大师：德国新表现主义代表人物马库斯·吕佩尔茨(Markus Lüpertz)的个展4月25日在北京时代美术馆开幕，相比起大卫·霍克尼的火爆，这位大师来华似乎要“冷静”得多，因为他带来的除了艺术作品，更多的是与艺术有关的问题。吕佩尔茨曾在接受采访时，谈论作为一位欧洲艺术家，他的创作与美国式绘画的差别时，给出了这样的答案：“美国的艺术总是给问题一个答案，而欧洲的艺术却是用问题作答。”

　　这场展览被命名为“西方绘画的回归”，集中展出了81件艺术家近十年的艺术创作，虽然在他5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切片，却足够凝聚出他创作的精华。在“绘画终结”的时代，这场与“绘画的回归”有关的展览究竟展出了怎样的作品?介绍了一位怎样的艺术大师?又提示出了绘画在当下怎样的可能性?是否正如吕佩尔茨的回答一样：与展览有关的这些问题便已经成为了答案?

《黑夜的声音I》 76.5x67.5cm  木板／纸板油画   2008

　　机械复制时代的“新绘画”

　　在吕佩尔茨的绘画中，头盔与骷髅头是画面中一直延续的题材，这体现了他作为德国新表现主义成员之一，对德国历史的反思。然而，除此之外，他的创作却很难用某种特定的符号或风格去标识。有时，在他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古典大师作品中的形象，有时又是一只看起来面貌可憎的唐老鸭形象，有时是艺术家想象中的酒神的形象，这是其目前创作最重要的几个系列。但除此之外，他的画面中，更多的则是充满暴力的色彩以及不确定的某种图像。

《大力神海格力斯方案6》 75x22x25cm  青铜上色  2009

　　而艺术家后来开始创作的雕塑，则是其架上绘画的延续，简单、粗糙的造型，再涂上大胆的红、黄、蓝、绿，在展厅中与绘画作品互相映衬。从每一座人物雕塑那坚定、高傲的眼神中，似乎传达出了艺术家的野心、执着、狂放与高傲。

　　就是这样大胆、狂放的作品，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便开始影响到了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其中一位艺术家便是申玲，在她还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时，有一次看到了一本吕佩尔茨的画册，一下子就被作品的色彩与形式打动，但当时并没有记住艺术家的名字，后来再看到他的作品时，才反应过来。

　　因此，这成为了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德国路德维希美术馆科布伦茨分馆的馆长Beate Reifenscheid策划这场展览的初衷，早在两年前，她就在考虑如何将这样一场大型的吕佩尔茨个展带到中国来，终于在一年前定下了此次在北京时代美术馆的个展，而这也成为艺术家迄今为止在中国最大的一次个展。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她谈到：“我策划这场展览的初衷就是想向中国介绍这位最重要的德国艺术家，因为我知道中国有许多的艺术家都深受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影响，而这种高质量的艺术家之间的交流，毋庸置疑会对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艺术间的沟通了解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无题》 162 x 130cm   布面油画   2008

　　而在选择展览的作品时，她将范围集中在了艺术家近十年的艺术创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与新千年之后世界局势的变化有关，而这进一步对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我们将作品限定为近十年的创作，在我看来，新千年之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德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2000年在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对艺术家而言，虽然已经步入了60岁，但他的创作依旧充满了巨大的潜力，以及许多新鲜的尝试。就他最近的创作而言，除了能看到他在60年代开始创作的与德国当时历史有关的题材，比如头盔，骷髅头，士兵等，同时，他将这些题材与古典希腊时期的雕塑，大师的作品中的许多元素结合起来，从而更深次地探讨绘画的可能性。”

　　在学术主持朱青生看来，吕佩尔茨的绘画代表的便是机械复制时代绘画新的可能性，他谈到：“在图像丧失了古希腊时期的造像功能之后，它已经不再是作为艺术存在，而是作为人的精神活动的载体。以吕佩尔茨为代表的新德表则在西方找到了这条道路：那便是用绘画的象征性与符号性来寄托隐秘的意义，就是我们所说的’另外一种艺术’，一般叫做’希伯来的渊源’。有许多艺术家将其逐渐深化，涉及到宗教的神以及个人的心灵，这个方向是吕佩尔茨着力追求的：从绘画中找到一种力量，触及不可言说的东西。”

　　“作为德国新表现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他被誉为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虽然在德国人看来，他们这批人已经过时了，进入了艺术史，但他们的影响却从未停止。”

正在创作中的艺术家

　　德国艺坛中的“偶像”

　　事实上，这位生于1941年，现年74岁，在德国人眼中早已进入艺术史的艺术家，却有着许多人们想象之外的模样。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还在持续拿着画笔与工具创作大幅的绘画及大体量青铜雕塑的他，身上依然充满了年轻人那股干劲。而在创作之外，这位艺术家对自己的形象也是极其注重：一身得体的西装，使他看起来精神抖擞;他的光头与他根根分明的白胡须搭档的恰到好处;除此之外，在他的耳朵上，戴了一只耳环，在他的依旧健壮的手臂上，还留有纹身，他还有一只拐杖，上面装饰的是他画面中经常会出现的骷髅头，比起协助走路的功能，这只拐杖似乎更像是他随身携带的时尚装饰品，十足一位引领潮流的“偶像。”

　　为了筹备此次展览，北京时代美术馆执行馆长刘燕以及她的团队前前后后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做各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对各种文字资料进行收集与翻译的过程中，她发现，这是一位相当严肃认真，甚至有些偏执的艺术家，“新德表的艺术家们都在用整个身心进入绘画的过程当中，而在吕佩尔茨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他一直非常坚持绘画的纯粹性，且宣称自己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以至于他毫不关心艺术之外的一切：作为艺术家的他，既不关心市场，也不关心自己的作品定价，他在德国只有一家代理画廊，这家画廊的主人也是他最大的藏家，他把绘画之外的一切都全权交给画廊处理，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绘画中。”

　　“不仅如此，在他作为德国杜塞尔多夫学院院长的二十多年期间，他并没有紧握管理大权，而是旨在为学院营造一种与当时狭隘的精神相悖的自由、宽松的艺术氛围，给教授们更开放的教学理念，也正因此，开启了当时学院的众星云集。在我们对他的采访中，他说他一直希望延续这样的学术氛围，虽然由于政治的干预以失败告终，毁灭了这座奥林匹斯山，但那片艺术自我实现的自留地却一直都存在他个人的心中。在我们的整理中发现了一篇关于他的专访，里面提到了他与另外一位新德表的代表人物伊门道夫年轻时的友情，后来伊门道夫生病，吕佩尔茨却不曾去探望他。因为吕佩尔茨认为友谊是一种承诺，不能因疾病和去世影响对方，对他来说，作为艺术家的自己永远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

　　除了作为新德表的代表人物，以及杜塞尔多夫学院院长的社会身份，吕佩尔茨还是一位诗人，出版过自己的诗集，而且对音乐也颇有研究。Beate Reifenscheid认为，在吕佩尔茨的众多标签下，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少见的艺术家，因为他的单纯，这一点是当下许多艺术家身上已经不具备的品质。他几乎是为了艺术而生，他一直在探讨的也是如何让艺术获得自由。无论是他与其他人的交往，抑或是他跟机构及美术馆的合作，他总是一个以自我的艺术为中心的人，这是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而另外一点让我感受非常深的是：每次我们见面，所讨论的主题全都是关于艺术的，也许有时候话题会稍微与食物有关系，但最后总是会再次回到艺术上来，艺术似乎永远都是他脑子里最重要的东西，他只会关心自己如何能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当然，在他作为院长的二十多年期间，他也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领导者，对于学校办学思想的建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不仅影响到了学校的学生，也吸引了许多重要的教授成为学校的师资力量，而他所提携出的这些人又通过他们的努力继续推动着艺术的前行。可以说，这是一位极具个性的人，很有魅力，对自己的目标非常清晰，也绝不妥协。”

　　吕佩尔茨的这些人格魅力也感染了许多中国的艺术家。在艺术家谭平的眼里，吕佩尔茨带来的启发，最重要的是他表达他内心那些最真实的东西以及对于生命的体验与表达;而另外一位艺术家朱金石则谈到：“吕佩尔茨的自信来自于他对艺术的态度，其实绘画对他而言犹若身体、感官、思想，他的迷恋使他采用了捍卫的方式，就像是中世纪骑士，你看他的雕塑，就是在雕他自己，充满了心灵的震撼。”

《抛弃II（亚当）》 100 x 81cm  布面油画  2008

　　“吕佩尔茨”在中国的可能性

　　以吕佩尔茨为代表的德国新表现主义这些偶像们在中国的播种、生根、发芽，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张方白记得他第一次看到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作品是在大三的时候，这一群人的画面巨大，气魄巨大，才情巨大，勇气也很大，这在那个时代里，一下子就成了年轻人心中的一种共鸣。张方白说：“我在天津美院时曾经临摹过吕佩尔茨的作品，但我把他的画作变体，用我的形象，加上他的构图，结果发现还是他的画面更到位，所以他的绘画是很了不起的。”

《梦中人》 50x35cm  布面丙烯  2009

　　新表现主义在历史上的地位正是在于它掀起了关于绘画回归的讨论，在朱青生看来，这便是新表现主义能够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原因：“中国有绘画的传统，在德国新表现主义引进中国之前，中国的艺术家已经受到了学院的影响，被限制在画画里，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要想突破自己，获得自由，很容易找到吕佩尔茨这样的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使自己从写实主义、机械复制的图像状态中走出来。”

　　“但是中国艺术家走上这条路又有另外一个传统在里面起作用，就是中国的书法。其实德国表现主义跟中国书法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相比起新德表那种直接、粗暴的表达方式，如果一个中国人把自己的情感、力量直接表现出来，在中国书法中其实是处于低下之品。中国的书法是包含在线条的变化中的，而德国的艺术在一笔中间没变化，是形体起作用，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受到德国新表现主义影响的中国的艺术家却把这两样东西合起来，制造了一种主动误区的特点，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这其中包括张晓刚、谭平，他们都是受到了很多的影响但又创造出了具有各自特点的艺术。”

《仿马雷斯——玩颜色》  100 x 81cm  布面油画  2002

　　正如朱青生所分析的，艺术家们正通过自己的实践持续地拓展着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影响在中国的可能性。张方白说：“我觉得这个潮流应该会转到中国来，我们有一批人都在做，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中国肯定会在历史上重演这一幕，也就是中国艺术的崛起。因为新德表还是能看到他们跟毕加索以及前人的关联，但我们的东西还是中国的，跟中国的书法、写意、水墨关联，这个民族的秉性是不可逃避的，而中国笔触中的韵味与含义所蕴含的力量也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