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小春

　　出生于江南京，祖籍盐城。 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任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馆员。 1989年应日本杉村邦彦教授的邀请，前往日本京都教育大学作访问学者。 1993～1998年考入立命馆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所，专攻东洋史硕士和博士课程。 1998年3月获立命馆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化史、美术史。 1999～2002年历任立命馆大学等大学的兼职讲师。 2002～2007年任佛教大学文学部中国学科专任讲师。现任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广州美术学院艺术研究所教授、中国画学院书法工作室主任，书法研究生导师。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多次参与国内外重要学术研讨会并宣读论文、演讲。自幼喜爱临池，在北京时得到书法篆刻家康殷先生指导，曾于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书法作品展。

　　兰亭论坛

　　王羲之与书仪的关系

　　作者/祁小春　　

　　王羲之与书仪之关系

　　书仪是中世纪礼学文化的载体之一，其核心实质是如何反映和执行礼仪规程，所以书仪的形式与内容随礼仪文化的变迁而变化。书仪源于家礼、家训，其渊源与士族礼仪礼俗密切相关。我们知道，敦煌诸书仪大抵源自南朝之旧仪。比如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据赵和平考证乃因襄增删《梁武帝纂要》而成(见《写本》中赵氏《朋友书仪》题解)。至于敦煌吉凶书仪，先后有姜伯勤论文《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和史睿论文《敦煌吉凶书仪与东晋南朝礼俗(均已出)对其源流做了详细考证。姜文认为杜友晋诸仪中所引述改订的所谓“旧仪”，并非在杜之前的隋《李家书仪》或初唐裴矩、虞世南的《大唐旧仪》，实际是时代更为久远的“南朝以来直至唐初裴矩之世的旧有书仪”。(同上)史文则就有关唐人吉凶书仪的起源与东晋南朝的礼俗关系问题作了考证。史氏认为：“南朝士族家仪、家训中关于吉凶礼仪、吊贺书信的规定和南北朝时期的民间风俗，是敦煌吉凶书仪的核心内容，与书仪起源问题关系最为密切”在论证方法上，史文“结合传世文献舆敦煌写本书仪，分析南北朝士族生活交往方式与吉凶书仪产生的关系”。(同上)尽管史文在具醴论证中亦存在值得商议之处，但其最终所得出的吉凶书仪起源于东晋南朝之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依照史氏的看法，敦煌书仪源于东晋南朝，可追溯到王羲之时代，这对于探究王羲之尺牍具有参考价值。当然，姜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唐开元礼之流变，而史文则主要在于证明中古礼俗之变迁;在研究方法上，姜氏从敦煌书仪中钩沉“旧仪”以观唐代书仪之变，史氏据敦煌书仪考镜吉凶书仪之源，故同样是引征唐人书仪资料，二者在论证的性质和侧重点上，显然与我们所要考察的对象，即王羲之以及晋人尺牍是不尽相同的。正因为如此，在考证二者之渊流关系方面，本论与姜、史的论考，或形成某种互补研究之关系。　　

　　唐人写本《新定书仪镜》局部〔伯三六三七〕局部纸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王羲之不但精于尺牍书法，而且也许还精通尺牍文章，而后者正是与书仪密切相关的文体。作为这一相关性的考察，笔者首先拟做如下推测：

　　1.书仪撰者多出自南朝士族。观上《传世书仪并文献记载书仪概况表》 可知，虽然六朝人的书仪内容已不能知其详，然撰者的情况尚大致能考出在这些撰者中，除了唐瑾为北周士族外，余者皆出于南朝的高门世族，而其中五种书仪则直接出自王、谢世家。如南朝宋王弘(?一344)为王导曾孙、谢元为谢灵运(385—433)之从弟。按，王、谢士族世代通好、互结连环之姻戚关系。以王羲之一支而言，其子凝之娶谢奕女道蕴;而谢奕曾孙谢灵运，实即王羲之女之外孙，故王、谢家法礼仪应彼此大致相通。凡此种种，皆不难想象王羲之可能与书仪有关。书仪在南朝时期非常流行，除了文献著录其书目以外，还可以从南北朝人经常谈论书仪一事得到间接证明。如颜之推(531—约590)在《颜氏家训•风操篇》中所记载的“江南轻重各有号，具诸书仪”。又如梁陶弘景《真诰》注中也提到过当时的书仪和以前的所谓“昔时仪”。 “昔时仪”应指陶所见梁以前之旧仪，或即文献所载的鲍照、谢元、蔡超、谢朏、王俭、王弘等所撰之仪也未可知。　　

　　2.王羲之应该精于书仪。这实际上就引带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王羲之与书仪撰作之关系。笔者推测，王羲之非但精于尺牍之书，亦相当精于尺牍之文。类书中引王羲之《月仪书》佚文(《太平御览》卷二十九)，即可证其曾作过类似的书写范仪。王汝涛推测王羲之《月仪书》应是在索靖《月仪帖》的基础上，加大了篇幅，拓展了内容，并推测：“王羲之至少还有道样一种专著问世。”(王汝涛《<月仪书>与<兰亭序>》(同氏著《王羲之及其家族考》所收)　　

　　3.王氏家族与礼学的关系。谓王羲之精于书仪，于史亦可得征。按，六朝礼学最为发达，而南方尤重丧礼。究其原因，正如清儒沉垚所指出，六朝以有门第而精礼学(《与张温甫书》，同氏《落颿楼文集》卷八)，礼学因维系出族门第而兴，此为史学界所共认。故六朝士族多为礼学世家，因而书翰礼仪，为其家族内重要的家法家训之一，而琅邪王氏一族尤为重视。按，书翰礼仪根源在于礼学。苏绍兴在《两晋南朝的士族》一书的《两晋南朝琅邪之经学》一节中，论及王氏一族之礼学造诣时，有如下论述：“《困学纪闻》载：'朱文公谓六朝人多精礼学。当时至有以此专门名家，每朝廷有大事，常用此等人议之。'此等人者何?门阀华胄之礼学名家是也。琅邪王氏既系士族冠冕，累世簪缨，自然对朝仪旧事了若指掌，且着之载籍，以以为家学。于是王氏—族，遂多详悉故实，深为当道者倚重，成为保持禄位之一重要依凭。”并于同章对此间题作了专门考察。 (苏绍兴着《两晋南朝的士族》)敦煌写本《书仪镜》序文所称书仪“士大夫之风范在是矣”可谓中的之言。琅邪王氏一族尺牍，子孙世代奉守相传，自六朝以来尤为世人所重，起到了某种“士大夫风范”作用，如前举王导之曾孙、着《书仪》十卷的王弘，即为其例。 《宋书》卷四十二本传称弘：“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王太保家法”而士族高门的礼仪家法本身，也往往就是一种显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因而被世人效仿追求。正如周一良所指出：“大约王弘、王俭等人的书札和礼法，被当时士族所推重，成为模仿的典范。掌握他们写信的风格体裁，是土族高门文化修养的内容。”(前出《书仪源流考》)在公文方面，王氏一族亦颇出专能者。按，六朝掌记室参军之职者，擅长辞笔(即公牍)乃其最基本的职业技能。王羲之曾为庾亮参军、长史，为时不短，深得赏识。若分析王羲之被庾亮赏识的原因，固然多端，但作为庾亮部下，王羲之出色发挥了包括擅长公牍辞笔在内的工作能力，是否应是被赏识的原因之一呢?王羲之堂兄弟、王彬之子彪之(304—377)精通掌故朝仪在当时有名的，其曾孙王准之颇傅家学，时人称之为“王氏青箱学”，而他亦着有《书仪》一书。又南朝梁庾元威《论书》亦记王廙五世裔孙王延之名言：“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法书要录》卷二)这些皆可证明，王氏一族的善尺牍，不论公文私信，皆为世人竞相仿效，且引以为楷模规范，这其中必有王家独特的家族法礼的因素起作用，而绝不会仅仅是因为书法。吴丽娱说，“世族的家礼形成不但影响朝廷制礼，且与书仪的制作相铺相成，在中古时代达成了全社会礼教化的共识"，(吴着《摭遗》)指出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所在。关于书仪制作与南朝士大夫家法礼法的渊源关系之探讨，属专门研究领域，而且史睿、吴丽娱等于此已有详细考论，不得赘论。　　

　　基于上述王羲之舆书仪之关联性的推测分析，且考虑到南朝旧仪舆唐人书仪二者间的渊源关系，我们有理由认为，以唐人书仪作为考察王羲之尺牍的旁参资料，尽管二者在时代上相去尚远，但从理论上说这种比较研究是可行的。　

　　王羲之尺牍与书仪之渊源关系

　　略检敦煌唐人书仪尤其是凶仪部分，不难发现其中的书式用语有不少与王羲之等晋人尺牍酷似之处。如王羲之《庾新妇帖》：庾新妇入门未几，岂图奄至此祸，情愿不遂，缅然永绝，痛之深至，情不能已：(《书记》115帖)、《淳化阁帖》卷三收刻的《谢发帖》：“晋安素自强壮，且年时尚可，当延遐期。岂谓奄至于此自毕。远境二三惋愕，不能已已”、约与王羲之同时代的西域楼兰晋人残纸《张超济帖》：“阴姑素患苦，何悟奄至祸难，远承凶讳，益以感切。念追惟剥截，不可为怀，奈何”等，大致可以代表晋人吊丧告答尺牍的基本书式语词。　　

　　检唐人书凶仪，亦有大量类似文式。如杜友晋《吉凶书仪》“新妇丧父母告答子孙书”(《写本》P126)一则中云：“新妇盛年，素无疹积，虽婴微疾。冀凭积善，以保终吉。何图忽念仓卒，奄至此祸。悲伤痛念，不自口口，念哀催悲恸，男女等偏露，抚视切心，情何可处?孙云念攀号擗踊，触目崩绝，不用偏露等语。痛当奈何!当复奈何。”与晋人比较，书式用语基本相同，感觉不出晋唐之间约四五百年的时代距离。关于此类问题，将在后文“王羲之吊丧告答书的考察”中继续探讨，兹不详说。　

　　下面再讨论称谓用语之例。 《淳化阁帖》卷三有王羲之《与嫂帖》云：“伏想嫂安和，自下悉佳。松上下至，乖隔十八年，复得一集，且悲且慰…… ”帖中“上下”之意，向无确解。

　　按，《新定书仪镜》引卢藏用《仪例一卷》：“旧仪谓父为'大人'，为〔母称〕'上下'。父曰'大人'诚所易言(了);母称'上下'，未识所因。比访之通人，亦未能晓。尝试思之：古人谓父母〔皆〕为'大人'，前汉张博，后汉崔〔骃〕咸有其(此)语;又加上下者，别父为上，母为下耳，故通云大人上下。后人不达其本，至于无父谓母亦为上下，殊失本意，今亦刊正。”(《写本》P361)是知旧时称母为“上下”关于此事，周一良考魏晋南北朝时“上下”语具三层意思：父母、母亲、家人。姜伯勤、史睿以及吴丽娱等的考论中都曾引证。明乎此义，考上帖“松上下至”之“上下”，私意以为应指松之母，亦即王羲之嫂。按，二王诸帖中多见“上下”语，如《书记》328“数上下问”、88“上下安也”、218“上下近问，少慰驰情”、265“阿刁近来到卞，上下皆佳”、360的“上下集聚，欣庆也”、200“兄弟上下远至此，慰不可言”、98“熊伯上下安和为慰”、119“上下可耳”、355“比上下可耳”、《全晋文》杂帖“想上下无恙，力知问”以及王献之《鹅群帖》“献之等再拜，不审海盐诸舍，上下动静，比复常忧之” 、《使君帖》“故当携其长幼，诣汝上下"等等，其中所云“上下”，据其文意分别可解作父母、母亲、家人诸意，其中以“上下”称母之用法者，即如庐藏用所谓“旧仪”之用法。　

　　撰写尺牍毕竟属于个人行为，除了在大体的礼仪上会受到一定约制以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故私人书信往往各具特色，呈现多样性特征，因此不能说只要掌握了某一时代的书仪，即可据之读解任何时期的所有书简尺牍。因为书仪舆公牍不同之处在于礼、法二字，对使用者来说即是循礼与遵法，礼可以择而法不可不遵，所以书仪对于使用者，实际上只是起一个大致参考的范本作用。此其一。出于供人模仿和套用目的，书仪中所提供的预想应付各种场合的范文例句，往往是为那些不能或不善作文之人所设，再加上流行于当时的书仪，其内容必广为世人所知，故一般的士族文人必然耻于照搬套用。山田氏注意到这一个现象，谓“《全唐文》所见唐人各种书状与书仪“未必一致”(前出《书仪について》)就很能说明问题。其实假若晋代书仪传于今世，其情形亦当与山田氏所指出的现象差不多，书简文与书仪之间必会有很大距离。王羲之曾撰《月仪》，但从他的尺牍中却从来不见有类似“日往月来，元正首祚，太簇告晨，微阳始布。罄无不宜，和神养素”(类书所引佚文，前出)之类语句，即其证明。此其二。因此，利用敦煌所出唐五代写本书仪资料研究王羲之尺牍，除了时代差异因素以外，也还必须考虑到个人书简所具有的多样性因素。钱钟书总结王羲之杂帖特性，谓其皆可自成“语言天地”(前出)，此正体现出在丰富多样的晋人尺牍中的一种个性特征。

　　以上我们从王羲之尺牍研究的角度，对古代尺牍及其相关问题作了考察，下面将在此基础之上，对王羲之尺牍作详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