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知名艺术家戴耘

戴耘的砖雕作品

戴耘的作品《轻风扇舞》（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在“ACT BEIJING”几个金光闪闪的英文字母之下，深圳知名艺术家戴耘的两件参展作品被醒目地摆放在公共艺术展庭院中央。在“五一”假期内，在熙熙攘攘的北京农展馆，它们用与众不同的艺术语言，吸引着各方观众驻足观看。

　　熟悉的陌生

　　以十年之功，“艺术北京”已成为北京时尚生活、艺术潮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之一。ART PARK是艺术北京2015年开始设立的公共艺术特别项目，展览以“理想城市·艺术介入”为主题，通过“城市形象、城市记忆、城市生活”三个板块，展现了当代公共艺术发展的新面貌，重新审视与梳理了传统艺术精神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影响，为公共艺术在当代艺术领域上进一步拓展提供了新的切入点。陈金庆、戴耘、海宁·奥拉夫·艾斯佩达、黄玉龙、姜川、约瑟夫·希利尔等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应邀参展。

　　这是戴耘继2008年之后第二次参与“艺术北京”活动。他此次参展作品是一组大型装置《轻风扇舞》。他从网上买来上百把蒲扇，用细钢筋、软管等当龙骨架做出一件(组)似鸟非蝶能随风轻舞的装置来。远望去，犹如一片荷塘雅致静谧，清风徐来，又似蝴蝶翩然起舞。

　　“当我们习惯在空调里享受工业带给我们的凉爽舒适时，可能早已忘记了曾经在挥手摇臂间给我们一丝凉意的扇子。这个物件由于实用功能的消退，使我有冲动做一个大的物件让它们回到草木之间呈现出一处或几组富于诗意的非实用物。”戴耘说，在去年12月举行的“深圳公共雕塑展-2014”上，它曾在深圳市中心公园的一片草地上展出过。

　　另一件展品名叫《躯干》，是戴耘最富特色的砖雕《造像——女神》系列中的一件。“作品塑造力量与造像视觉让人能够平静观望，又碰撞思绪。”戴耘这系列作品有一部分是中国、埃及、印度等国流失散落在海外的雕塑精品，都是与他成长、学习经历有关的节点内容，他试图进一步介入现场所涉及的空间、历史、生态与文脉，力求作品艺术语言与内涵沉淀、稳重、恬静，“其基本立场是寻求对传统文化资源，包括形式语言方式和精神价值核心，进行现当代转换、重组与更新”。

　　“扇子与砖，可能这些‘物件’我们只会使用它、消费它，用完后就没有感觉了，其实这些物品和我们是共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我对这种现代性的一种质疑，而对自然经济的束缚和有节制表示了认同。”戴耘说，“砖”这个材料本身也包含有农业文化的一种特质，用它塑造现代生活中的物品，存在着一个重新认识，一个再创造或者再现代的过程。

　　评论界人士认为，“物品”这一概念，连接着当代艺术关于质材、现成品、物性等上下文关系，也包含着都市、消费、大众等文化语境。戴耘在历史和当下的连接点上建立了重塑物品的方法。一方面他采用青砖、红砖这种从古至今的建筑材料，保持雕塑质材的某种自然属性、历史属性和构造性、纪念性;另一方面他所塑造的又是随处可寻、司空见惯的事物。其间的矛盾通过不无反讽的精巧制作，转换为异质而又协调的作品。在这里，“物品”并不完全存在于现实的真实性之中，而是作为真实的现实性存在于作品之中。于是物品具有了当下、个体、此在的存在意义，物性被创造出来成为艺术作品最直接的现实。由此戴耘形成了自己言说物品、创造物性的语言方式。

　　重构新的本土经验

　　戴耘生于1971年，西安是他的故乡。“秦砖汉瓦是我们家乡人的集体记忆，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他回忆说：“小时候有一次跟着父亲修盖厨房，真就是像贾平凹的小说里写的那样，拿锄头锄一锄就挖出一块瓦当。那是大半块带有莲花纹的瓦当，我觉得这片土地和它产生的砖瓦是有机的”。另外，攀爬城墙曾是戴耘儿时的一大乐趣，那构成城墙的一块块历经沧桑的古砖是他最为熟悉的印象。

　　父亲是美院老师，戴耘自小就受到了艺术的熏陶。升入西安美院时，戴耘选择了雕塑专业。戴耘很清楚，自己并不一定要成为一名油画家或是雕塑家，而是要成为一名跳出固有门户之见的艺术家，在这里，所有的艺术门类没有界限，所有的艺术现象都是可资借鉴、利用的资源。

　　那时候，戴耘特别喜欢旁听美术史论系的课程，“我一直以来比较喜欢看书，看艺术理论这方面的书，所以我觉得这是贯穿我后期做当代艺术的基础。我不是那种呆板的人，在学院里怎样出来就应当怎样，这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大的判断，上学更多的是基本功的训练和学识的积累，这些会在我后来的成长中不断地梳理、不断地完善，并以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来。”

　　2000年，29岁的戴耘离开故土，来到气候、环境迥异的深圳，任职深圳雕塑院。深圳全新的氛围让戴耘有了“自在”的感觉，策展人孙振华曾说：“对戴耘而言，来深圳之后，他需要面对新的生活环境，重新建构自己新的本土经验，因为这座城市有太多有待表现和揭示的问题，有太多的特殊的感受和新鲜的经验。直到有一天，他尝试用红砖做了一辆能打开车门，能转动方向盘的汽车，这使他的雕塑创作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种和当代都市生活密切相关的作品方式出现了，这是真正作为深圳艺术家的戴耘引起人们注意的开始。”

　　那些年，戴耘也曾不断进行过寻找与尝试。他做过与宣纸、水墨有关的装置作品，做过与历史语录有关的波普雕塑《铭文系列》，还做过名为“超女”、“电视英雄”和“Q行天下”的几座纪念碑。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他对传统文化、历史资源和大众文化兼而有之的兴趣。这和他长在西安古城又身在深圳特区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从用砖头做雕塑开始的，戴耘像在草丛中发现了一条可以辨认并走远的路径。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创作路径，没有模具，他要在做完泥塑后，将之翻制成玻璃钢，并在其基础上做成钢筋龙骨，最后才把砖砌上去慢慢打磨。就像是在做一个建筑。而且如果要做相同作品的第二件时，还会因为没有模具不得不将此流程重新来过。

　　戴耘前后做了四个系列的作品：一是生活物件，如罐头、沙发、洗衣机、汽车等，与都市文化联系，带有波普倾向;二是物种系列，与生物科技有关，因克隆、转基因变异的动物形象;三是古典人像，如菩萨像、力士像等等;四是杯瓶静物，因其静穆近于写生而自成一体。

　　给公共艺术以耐心

　　“全球化已成为目前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关注的问题似乎我们也在关注，如环保、生态、读图时代、女性艺术、图像的生存、同性恋、艾滋病、恐怖主义、新新人类等。他们所拥有的设备手段我们也相差无几，这使我们有了与世界同步的满足感。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倒简单了，显然问题没那么简单。我们有着属于自己民族、国家自身更迫切的问题，即便是同一个话题也存在着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理解……”这是戴耘在其《中国现当代雕塑发展随想》一文中的一段话，它从一个侧面提供了戴耘在创作自己作品时的所思与所想，也呈现他对真切现实世界的关注。

　　“公共空间艺术的成长与社会经济环境发展和进步密不可分。”谈及公共艺术，戴耘说，一座城市，在公共空间艺术化塑造上，大多经历了曲折和迂回。这是一个随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发展而发展的缓慢过程。因此，他建议大家对此多一些耐性和宽容。

　　在他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艺术家、雕塑家要对所介入的空间有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要认识到公共空间的属性，更多应该考量公众的感受，“好的城市雕塑，一定是建立在艺术家对城市的历史文化充分熟悉乃至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将自己的作品放大、移植。这种简单放大、移植的失败例子很多很多，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和重视。”

　　戴耘非常赞同著名艺术家徐冰关于公共艺术的一些观点，比如美最基本的核心要求就是“它必须要有一个理由”。 好的社区公共艺术，它一定是非常细腻地为人的生理需求服务的，比起人的细腻的生活需求，艺术需要带有简单性。好的设计恰恰是不露设计痕迹的。

　　“我参加2005年建筑双年展的作品《生活在深圳》，就是做了一个大棋盘，把城市生活中真正的境遇放在这个棋盘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玩的飞行棋，扔到几就根据提示怎么走，比如说骰子扔到3，写的是那一年遇到非典。又扔到5，走了两步遇到那年闹油荒。很多人去玩，当他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发现和他自己在城市里的遭遇或者碰到的事情有重叠、吻合，觉得很好玩、很开心。这也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件作品，其实这个已经不是一件雕塑，就是把有关城市的话题和问题有机地放在作品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