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专注于魏碑与行草并行的两条创作思路，并相互渗透，碑帖融合。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拜谒津门，师从当代碑学巨匠孙伯翔老师，开始了魏碑的学习与研创。二十多年来在创作中思变，

　　在思变中突破，力求上溯北碑的风神与韵味。初涉魏碑时，我从临习工整、朴茂、法度相对规整的字帖入手，如《张猛龙》、《始平公碑》等。这有助于把握魏碑的基本风貌、体势以及技法、用笔要求等。而在不断的深入探索、扎实基本功后，应当去接触略为活泼、一任自然的魏碑，它有助于把魏碑写活。如《北魏郑道昭论经书诗》、《嵩高灵庙碑》等，其通篇宽宏博大，纵情挥洒，气势磅礴，“意态奇逸，精神飞动”。这是一个从易到难，由浅入深的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此为正道。

　　毋庸置疑，对于当代书法创作思潮来讲，创作出精品才是我们的追求所在。而临摹，是为了汲取传统营养、精华，为我所用。这是个量变到质变的艰苦、漫长的过程，坚持住了，就能走出来，否则，就前功尽弃。中国现当代著名国画大师李可染说：“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的话也适用于书法学习和创作。其潜在的意义是要求我们对传统倾注大精神，下大气力，从而具备有扎实的传统功夫和丰富的文化积淀。同时，学以致用，触类旁通，善于思变，不拘泥陈规，做到“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做到最终走出来，在艺术之路上有自我面貌、风格。这个过程很重要，它是我们的必经之路。白石山翁曾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因此，在魏碑的学习和创作中，我更注重对老师示范的技法运用以及对结字、体势处理方法的强化学习，而并非去临摹老师的字。在这个过程，我还始终以辨证思维去看待问题，一分为二地看待事物。如在每次临摹后，我会将摹本与原碑帖、摹本与摹本进行对比，分析其中的优缺点，挖掘自己表现得好的方面，寻找不足之处，不断吸收营养，加深印象。这样也就为日后创作积累了丰富的表现素材和手法，同时对于我们创作理念、实践的提升也是大有裨益的。

　　此外，在进行魏碑创作时，我以为握笔的姿势也颇为重要，应当以五指执笔，做到指实、掌虚、腕活。这个执笔法能控制毛笔在一定范围内运动，好比“带着镣铐跳舞”。它有助于我们进行创作时，较好地把握其中的细节，避免线条流滑之俗气，同时也能较好地运用藏锋、裹锋，避免线条扁薄之病。另一方面，很多人误解了魏碑的结体特点，认为奇趣横生、险峻清劲的表现方式就是轻重、大小变化明显，字形开张、古怪。其实不然，这并不合乎法度，魏楷有着自己的法度，切不可如脱缰的野马，易放难收。而这种握笔方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以上问题。

　　在当前，很多工于魏碑的作者在创作时，走向了两个极端，不是写得呆板无生气，就是把线条写得轻飘不入纸。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以为就如中庸的中和思想一样，要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相对的平衡和适度。因此我也说，书法，其实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具体外化的重要表现。如何寻找这个矛盾的统一呢。我觉得应该跳出魏碑本身，拓宽视野，尝试关注篆、隶、行、草的表现节奏以及状态，从这些书体里寻找补充的元素。而我，就掺以帖学中的行草笔意以及用笔节奏，来学习魏碑。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探索，融帖入碑，碑帖结合初现面貌。既有其厚重，又不缺行笔过程的轻松自如，这与书法创作是一种轻松状态的书写观是一脉相承的。

　　古人云：“技近乎道”，是说无论是哪一种技巧，当它发展到极致时都会符合自然界的规律。而创作的最终目的或者说终极追求，是通过形质功力的自然流露，表达自我气质、修养、学识、审美观念的过程，也就是近乎“道”了。因此，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对传统经、史、子、集的学习，以及对我国古典诗词的学习理解，是我们进行书法艺术创作永远绕不开的话题。一千多年来，我们受儒家思想的浸淫，这些传统文化的思想光辉和精髓是先人的学术成果，是探知中国人文精神的通途。而书法恰恰是在这些学问的蕴含之中，只有经过传统文化的滋养，才能滋长出那份隽永蕴藉的内涵，拥有了那份独特的高尚意趣的文人气、精气神。我拒绝为创作而创作，更忠于我内心的心性表达，更强调古诗书文内蕴对我创作的支撑与“修饰”。

　　刘熙载说“书贵通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任何有生命力的线条，任何有惊喜的结字、章法，都是经过了长期受传统的浸淫，强化技法、修养、学识、人生阅历的积淀、锤炼，方可有神来之笔，韵味自然流露于笔端，以求上追“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