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伦，字敬仲，东汉桂阳郡(今湖南耒阳)人。他总结造纸经验，改进造纸工艺，利用树皮、碎布(麻布)、麻头、鱼网等原料精制出优质纸张，于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报朝廷，受到和帝称赞，造纸术也因此而得到推广。

　　蔡伦造纸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古来讨论中华文明的学者倾向于认为，造纸这样的渗透到社会基本生活中去的重大文明形态的物质变革，不应该是一个个人所为，有如仓颉造字的传说一样，是古代神祇膜拜的文化心理的一种表现形态而已。比如，1975年的考古发现，西安灞桥之西汉古墓出土“桥纸”，为汉武帝时物。1973年，考古学家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发现两片西汉麻纸。都比“蔡侯纸”早了近200年。故而蔡伦应该是一个造纸过程的参与者、集大成者;但不应该是一个凭空而出的发明者。这在今天，已经是大家公认的常识了。

　　文字的物质载体最早并不是纸，而是龟甲兽骨，青铜器、玉、石。先书写，后契刻或铸造。刻、铸是它的最终呈现结果。随着毛笔使用的扩大，开始有了竹木简牍和缣帛书，直接以墨迹书写示人。竹简木牍取材容易，使用面极广，而缣帛则不易得且极昂贵，普及不容易。于是纸就作为缣帛的改良品而问世。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一次与造纸术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潘吉星先生一同前往韩国汉城出席世界印刷术大会发表论文，在捍卫中国是印刷术起源的历史事实的同时，潘先生悄悄对我说，他带来几张经过科学研究完成的仿唐纸，赠送我一张，有一张写完书法还寄给他收藏。看到老先生小心翼翼视若珍珙的表情，不由得肃然起敬。有感于老专家的痴迷，回国后认认真真地写了一篇题记寄奉他求教。这是我与造纸术研究领域的第一次学术交集。

　　说纸是缣帛的改良品，是因为纸字从“纟”。许多专家据此认为纸本义应该是布帛缣素一类的编织物。这当然不符合今天我们对纸的定义：因为纸与缣帛的最大区别，即是它不是编织而成的。那么纸从“纟”，应该是残留了或保存了从缣帛到纸张的过渡形态的痕迹。相对于竹简木牍以及甲骨、青铜器、石刻等硬材料而言，当时的缣帛、纸张都属于软材料的大类，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作同等视也。《后汉书》：“其用缣帛者谓之纸”。其实更具体的解释是：最初的造纸法为模仿缫丝业的漂絮法来造纸。生产丝绵类织物见到漂絮后作锤打压紧后，有一层薄薄的漂絮留在网席上，依据这个原理，造出以漂絮法制成的纸，当然会从“纟”了。

　　故晋人书作，多有标明“茧纸”者。茧者，蚕丝也。其后改良原材料，藤皮、稻草、麦秆、橘皮、桑皮，麻竹、荨麻相继进入造纸术的视野。东晋以降，麻纸盛行一时，还是从“纟”的影响所在。记得已故沙孟海先生偶然获得一张古法制造、2.5米高的“茧纸”，丝光盈盈，润滑细腻如小儿肌肤，于是兴致大盛，叫我去看他老人家写《临河叙》,未知此件现在庋藏于何处?

　　造纸业的全盛时代在隋唐。但限于当时造纸技术，多生产一些小幅尺页以供文人写尺牍诗稿之用。今天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唐以前的中堂条幅?很大的原因是当时只能制作小幅，王羲之时代都是手札信函尺页;连缀起来则成了手卷。但却无法纵向连成条幅中堂。唐代著名的“薛涛笺”、宋代的“谢公笺”都是盈不过尺的小笺。唐代著名的孙过庭《书谱》、张旭《古诗四帖》、颜真卿《祭侄稿》、怀素《自叙帖》都是小页拼接成手卷的。今天我们以为是手卷，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册页连缀。

　　明清中堂大轴的出现，主要还是绢帛。编织物不限大小，除了幅面因为织机宽度有限制以外，长度可以无休止地五米十米编织下去。故而明代董其昌张瑞图王铎，传世行草书无不丈二丈六巨幅，但在这一历史时期，造纸术也有长足进展，不再以尺页为限了。

　　据此，在古书画鉴定中，有两点是可以作为标准的。

　　关于纸张的尺寸依据是：一，汉以前无纸(不是以缣帛混称纸)，有纸必为伪。二，汉至隋唐无大纸，皆为尺页或尺页连缀成的长卷。大量传世作品足可证明这一点。故凡王右军颜鲁公若有大幅也必为伪。三，直至明清，绢帛书丈二丈六大草狂草，司空见惯，但纸张书仍然少见，亦是纸张制作要达到巨幅，在技术上殊不易也。

　　关于纸张的质地依据是：一，越早期的纸张材料，离缣帛质地越近，如“茧纸”“麻纸”，二。后期的纸张制作，在技术上不但要考虑书写顺畅，不能纹理太粗太清晰，沟壑纵横以滞碍行笔。还要考虑印刷术的兴起与大量应用，更需要光洁温润以便印刷字口清晰美观，故而采用竹纤维以成“竹纸”与楮皮纸，离缣帛越来越远，亦预示着用纸量越来越大，范围也越来越广。证明文明进程之突飞猛进的势头。亦即是说：从书写之初从“纟”的“茧纸”、“麻纸”;到适应大量书写的“楮纸”;再到印刷大盛后应运而生的“竹纸”，基本可以勾画出书画文明在用纸上的变化发展之轨迹。它与鉴定收藏史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