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乐图》A

《濠乐图》B

　　书画造假，古今不绝如屡。当今，依托国内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与高科技手段的应用，书画作伪之风已经进入到一个“鼎盛”的历史时期。特别容易鱼目混珠的，是一些参用母本真迹，以克隆方式炮制出来的高仿真赝品。本文以近期分别投拍于国内两家拍卖行中的两件同署名“寿者”(潘天寿)的《濠乐图》[1]为例，从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及辅助依据进行比较分析，辨其真伪，并兼及潘天寿书画作品鉴定依据的一些要点，期望能在“明美丑”“辨真伪”的基础上以正视听。

　　两幅《濠乐图》的相关信息如下：

　　比较二图，《濠乐图》(B)中题款较《濠乐图》(A)多“指墨”二字。按潘天寿的题款习惯可知，《濠乐图》(B)系以指墨画就，《濠乐图》(A)以毛笔画就，二者在作画形式上有所区别。基于此，我们只能通过名家书画鉴定的工作原理以笔墨、造型和其他一些辅助依据对俩图进行比较与真伪辨别。

　　一、笔墨

　　书画鉴定的首要依据是笔墨。潘天寿作品笔墨技巧的精能，使今天人们在鉴定其画作上有较其他画家有更具体和更易把握的标准。潘天寿的笔墨讲求法度、注重品格，精微之处的起承转合与用笔轻重缓急的节奏变化挥洒自如，是作伪者很难仿效到位的。潘天寿的毛笔画作，多选用硬毫坚质的山马毛笔，用笔方圆兼施，笔墨势沉力健。画中常见有若干侧锋逆笔的勾画，必见一种接近刀刻效果的老辣、犀利之线。潘天寿的指墨画，承接于清代画家高其佩并有个人突破，所画多以食指为主，兼用小指与大指，笔线形成一种毛涩、沉厚、绵长之状，“以凝重生辣见长，为笔墨所难到”[2]，兼之墨活趣佳，因而绝少指画时易显露的线短、墨浮、气迂之弊端。值得注意的是，潘天寿的指墨画也是必用毛笔题款的，其书法笔墨的考察也是鉴定的重要内容。

　　《濠乐图》(A)画于表面较粗糙的偏熟性皮纸上。画中表现鳜鱼的笔线的醇厚、生挺感与力度稍逊，并未达到潘天寿传世真迹毛笔画“力能扛鼎”的高度，线条和墨点(块)的韵致不足，透露出平、板、结与轻浮之相;图上不多的勾线更显得仓促，不沉稳，鱼头处似是而非的侧锋逆势笔线更大失水准，整体的节奏变化偏少，彼此之间的衔接也不理想。笔墨尚欠修炼。画中非但不见犀利老辣的“神来之笔”，几乎所有笔墨都不严谨，欠缺修炼，出现了不自如、带有习气甚至品味低劣之处。题于画中右上方的三个隶书大字与五列行书小字，笔墨要略胜于画，但细品也同样存在视感单薄、笔力偏弱、笔势迟缓与节奏变化反常的症结。故仅凭笔墨依据，《濠乐图》(A)为潘天寿之亲笔已是大有可疑。

　　《濠乐图》(B)画于安徽产纸质较好的经过后期加工的半生熟质地净皮宣上。同是表现鳜鱼的笔线，作者以手指代笔便画出一副既虚灵洒脱又深沉老辣的超然作派。图中勾画起笔稳健、转笔婉约、接笔妥贴，断笔势连，住笔气留;鱼眼之生动，鱼鳍与鱼尾之动势彰显，堪称妙笔生花，与《濠乐图》(A)泾渭分明，有天壤之别。再对应比较画大鳜鱼鱼身上的大小斑点，两者的用墨手法都介乎于渍墨或破墨之间，但《濠乐图》(B)比前者要苍茫醇厚得多，且墨中见笔，趣韵突出。《濠乐图》(B)中简笔勾画的三条小鱼，虽着墨无多，亦可见画者以小指作线的精妙绝伦程度。题款中，“濠乐图”三个隶书与后面的十多个行书，字字筋骨内蕴，线线沉浸入纸，款字与指墨画相映成趣，是潘天寿题画书法较为典型的风格，艺术质量也相当。

　　二、造型

　　书画作品的造型，通常能深刻地反映出作者的审美习惯和用笔习惯，因此在书画鉴定中也应作为主要依据。潘天寿的毛笔画和指墨画作品的造型标准，也反映了他的这些个性特征和艺术高度异于常人。通过对潘天寿传世真迹的比较研究，不难发现画家长期兼擅毛笔画和指墨画两个不同工具材料与创作手法的画种，对他的造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识者以为，潘天寿有意识地将毛笔画和指墨画因为工具材料的差异而产生的特殊造型效果，作了兼融互补。简单地说，是潘天寿的毛笔画造型兼收了指墨画的固有优势，竭力使毛笔画的造型偏向生涩、钝拙;反之，他的指墨画造型并蓄了毛笔画的长处，也尽力让指墨画的造型圆婉、灵活。在潘天寿不同工具材料创作的两种画中，造型主观、客观并蓄，形神俱佳。其形象特征奇峭、冷峻，画面组织构成完美，点、线、面的处理对比强烈，各局部构成之间必有内在关连性，具有现代设计理念特征，很难再做进一步的变动、更改，这种强烈的形式感也体现了他的审美习惯。

　　在《濠乐图》中，(A)与(B)所画的鳜鱼形象相近，但细看并不难发现两者的差别：前者细微处的形有生硬造作之嫌，其笔画一到转折与衔接处，就有些欠婉约与自如;再如鱼头部出现的三四处断笔，由于其形、势的松散状态，局部结构就含混不清;自鱼头到鱼背上或大或小、或偏方或偏圆的斑点形状很无序，与鱼身内外轮廓线的组合、搭配不尽妥贴，整条鱼宛若是没有体积感的一平面;在鱼身上下的鱼鳍和鱼尾的形状、位置，尤其是鱼背部成扇架形的鱼鳍，已经脱离原本的结构。此外，造型的大小、取势与编排位置、画面的空间分隔等，在整体的章法结构上也不尽充实完美。相较而言，画中题款的书法在造型上略好于画，但也不是没有漏洞：隶书“濠乐图”三字字形失严谨，上下编排位置亦有不适，“图”字往右倾，与后面结体也偏于涣散的行书小字组合后，总体款字的连贯性和紧密度不够，字形的大小、正斜、体势不统一，款字作为画面构成元素的效能不能不受影响。而将上述这些问题拿到后图上作比较，情况大有不同：塑造大鳜鱼的形象，细节处多见曲折状笔线和偏方形的转折，基本不作圆弧形，勾线与大小、形状不同的(斑)点、(体)面做有理有序的组合后，局部形态就十分完美。加上鱼鳍、鱼尾和鱼眼三部位能抓其特征，取其精髓，若画龙点睛，整体造型能神似鳜鱼的体面结构，达到艺术处理的“曲”尽其妙，也让《濠乐图》(A)相形见绌。大鳜鱼鱼头前、左右二侧的三条形貌各异的小鱼，不仅造型生动有趣，而且与大鳜鱼的形状、大小、聚散及空间构成形成有机的联系，章法因此而完美。题款的隶书“濠乐图”三个字字形方扁，上下编排严整，与其它行书小字字形的大小、正斜、扁长统一起来;题款总体呈凝紧、收缩状态，与指墨所画趋于“松”的造型形成对比，画作的章法也因该题款的存在而锦上添花。

　　三、辅助依据

　　印章与著录在书画鉴定中能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近年书画作伪者通过电脑制版的方式来仿制近现代名家的印章，弥足乱真，已使印章的取信力锐减。20世纪80年代后出版业的改革，也使得著录的情形相差无几，国内一些出版社出版名家作品集册近乎于“泛滥成灾”，鱼龙混杂处真伪不辨。因此在《濠乐图》二图的鉴定中，依凭《濠乐图》(A)上的朱文“天寿”印章与该画家某印谱是否吻合或拍卖行说明此作曾在2010年公开出版，征信程度已经不足信赖。在笔墨、造型以及题款等主要依据已足够充分的情况下，印章与有关著录问题已不具有正面的说服力，甚至于反而是个“现实”疑点。

　　作为一种辅证，《濠乐图》二图共署的画题“濠乐图”倒是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濠乐”二字语出《庄子•秋水》，即“濠上之乐”[3]，这段著名的论辩的主题即是水中游鱼悠闲舒适的情趣。庄子与惠子所论之濠梁，后来也多半被引申为一种自然之地，鱼多作群游;又兼及潘天寿的品德和所接受的儒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思想，《濠乐图》中营造一种自然的野趣群游较为合理。潘天寿凭借自身在文学功底上的精深造诣，借用典故将画题定为“濠乐图”，如描写一种孤独、野僻的“独乐”就失于常情了。

　　另一可以按常理来推测的，是二画的同一上款人问题。上款人张克威(1916—1993)生前曾任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南京药学院院长等职，也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曾与当代许多著名书画家有过交往。以常情而论，画家同年送给同一受画人两张画面外观及款字如此接近的二幅画并不合理。这种画面相近，题款文字内容相似同署一上款人名的两件画作的出现，在书画市场上的绝大部分情况是，其中必有一件是假或两件全假[4]。联系《濠乐图》(B)画和题款的艺术水准和原装老裱件上赫然粘贴着原收藏人张克威的亲笔题签“潘天寿指画鳜鱼图”，可以辅助证明《濠乐图》(B)的真实可靠。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判断《濠乐图》(A)并不是潘天寿的真迹，而是一件以《濠乐图》(B)为母本仿制的伪作。该伪作赝制过程中作伪者曾根据笔墨与造型及题款的相对逼真状况做了相应的小范围裁减及一些变通性的处理，导致伪作与其母本的尺寸及画面局部细节的略有不同。《濠乐图》(A)在市场上的高价位成交，提醒投资者今后要对拍卖行营销性的推介文字、口头说明要更加警醒，对画作中的印章、有关著录和具体上款人信息要采取更加审慎对待的态度。在更进一步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濠乐图》(B)曾在2003年北京嘉德拍卖行春季拍卖会上投拍过(拍品号39)，这一拍卖记录让人遐想《濠乐图》(A)作伪来由似有章可循。

　　[1] 为便于区别，下文以出现于拍卖市场的时间先后分别以“《濠乐图》(A)”和“《濠乐图》(B)”称之。

　　[2]见潘公凯编：潘天寿谈艺录，P161，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年。

　　[3] 见《庄子》“外篇•秋水第十七”，文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引自《庄子注疏》，第329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4] 并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性是，某些名家对自认为擅长的题材与章法会时常画出大同小异若干件的‘保留节目’作品，潘天寿的作品虽也有类似现象，但具同一上款出现于世面时此几率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