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美学与艺术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花与美人似乎一直都如利剑与英雄一般，紧密联系不可分离。《诗经·郑风》中说“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美丽的女孩子必然要被比作风姿绰约的木槿花，方能在字里行间彰显出其娇柔的容颜与曼妙的体态。再如同属《诗经·郑风》的《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即使没有鲜花，也须得有垂着露水的芳草铺开，方才能缓缓走来一位“清扬婉兮”的美人。

　　而《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更是不胜枚举：披着石兰杜蘅、驾着辛夷车的山鬼，用白芷薜荔搭结居所的湘夫人，在庭院中遍植秋兰与麋芜的少司命……凡此种种，皆是把香草鲜花与美人佳丽互为映衬。

　　从此，“鲜花配美人”就成为了中国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鲜活题材，即使时至今日，当艺术家们尝试着以西方写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进行寿山石雕刻的时候，依然对“香草美人”这一传统题材情有独钟，于是乎，现代意识与传统美学就在寿山石雕的女性题材作品中得以充分融合，并展现出之前从未有过的独特风貌与趣味。

　　花以芬芳艳丽而获得世人青睐，寿山石虽然“真石无香”，却也同样有着丰富而变幻的色彩：“赤者如琥珀，黄者如蜜蜡，白者如玉、如水晶，赤白间者如玛瑙，紫黑形状种种不一”，可谓是“五色之中，深浅殊姿”了，同时，寿山石石质的温润细腻，也格外令人联想到“飞燕之肤，玉环之体”。因此，以寿山石之巧色雕刻为鲜花，映衬美人之温柔可亲，成为了寿山石女性人物雕刻的重要形式。

　　芙蓉石花仙子人物摆件就巧妙地以色如柑黄的芙蓉石雕刻出一位静静端坐在芙蓉花丛中的优雅少女，鬓边以巧色雕琢出正绚烂绽放的芙蓉花，将少女鲜明可爱的形象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有“慵妆酣酒夕阳浓，洗尽霜痕看绮丛”的典雅又不乏浓烈的美感。当然在这样一件作品中，最为别致的并非巧色的运用，而是作者以成熟的西方雕刻语言和准确真实的造型，演绎出了“香草美人”这一传统的古典题材：裸女的造型大胆天真，而花朵的点缀则将这样西方式的“大胆”柔和成为东方式的含蓄。

　　论及最脍炙人口的“花与美人”的诗词，大约非唐代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莫属：“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桃花与美人交相辉映，可谓文学中最为经典的形象之一，而桃花冻仿佛恰是为此题材而准备的造化奇珍，点点绯红的纹理，如同随风上下翩飞的桃花花瓣，红光腌然的巧色犹如桃坞夕阳，这件桃花冻地的芙蓉石，林飞先生即以殷红巧色雕刻少女，典型的西方造型技巧将女性的形象把握得准确又精当，而绚烂之极的桃花纹理使得少女在幽娴沉静之中，又多了几分含羞带怯、欲语还休的娇柔之美，整件作品不见桃花，却又完美地诠释了“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意境。

　　“娉娉婷婷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女孩儿也笼罩了花朵的余芬。黄丽娟用善伯洞石雕刻的《姐妹情深》即是一派天真烂漫，充满稚嫩童趣的作品。她的这类作品往往有着邻家小女孩儿的时代气息，而这件作品则刻画了两个背着背篓摘采鲜花的小姐妹，篓中生机盎然的鲜花则让这样一件作品陡然增添了活泼自然的情致。古人云：“山气花香无着处，今朝来向画中听”，不过是少女背篓里一两枝清新的山花，却足以将中国传统审美中“大美谓覆载之美”、“备于天地之美”的生态美学精神在这掌中趣味里深入诠释。

　　万物有灵、自然大美，人的精神与草木之灵相通。作为人物题材作品陪衬的花朵在创作者手中有意无意地隐喻着人物的秉性与心灵，宗白华说艺术是：“求返于自己深心的心灵节奏，以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反过来说，这种传统审美精神通过西方准确的造型艺术表现出来，让我们从草木的“生命节奏”中，体会到这一人物作品的“心灵节奏”，乃至于艺术家本人的“心灵节奏”。

　　明末美学理论家唐志契在他的《绘事微言》中写道：“岂独山水，虽一草一木亦莫不有性情，若含蕊舒叶，若披枝行干;虽一花而或含笑、或大放、或背面、或将谢、或未谢，俱有生化之意。”丰子恺的散文《从梅花说到美》也说：“这是一种沉静、深刻而微妙的快适。语言不能说明，而对花的时候，个人会自然感到，这就叫做‘美’。”“香草美人”题材真正想要抒发的，约莫就是这样的美感，只是这样的美感较之单独的花木而言，人文气息更为浓厚，“天人合一”之感更为强烈——作品中的人物也与我们一样，共同感受着这种美。

　　《看山阁闲笔》中说：“山花如织，烟草若薰，何独姚黄魏紫以称奇。”寿山石人物雕刻同样如此，无论是传统的民俗或者宗教题材的作品，还是融入了现代意识的“香草美人”，“美”之一字，未必不能“百花齐放”。